“商品經濟的大潮以不可阻擋的氣勢席卷社會的每一角落。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神圣的校園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寧的書齋，也難以再撫慰學者們一顆寂寞的心……”
這是學者許紀霖在《讀書》雜志上發表的一篇博得當年知識分子群體共鳴的文章——《商品經濟與知識分子的生存危機》中，所截取的一段話。
在“人民皆高”的洪流潰擊下，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調整好自己的生存姿態呢？
這是1988年最人感到困惑的問題，但同時也真實反應了當時最具爭議性的社會問題。
是啊，1988年的華夏大地，經商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
還有多少人安于循規蹈矩的現狀？
下深圳，闖海南，停薪留職，創辦公司，成為當時勇敢者最為時髦的行動。
這一年，無數的機關干部，企業職工都曾心動神搖，紛紛下海。
一張執照，一個皮包，一部電話，就是一個公司。
一張名片，一個帳號，一次倒賣，便能賺來無數錢財。
1988年是一個開放的年度，從古以來受到輕視的商人，成為本年度最具光彩的象征。私營企業開始悄然涌起，國家統計局統計表明，雇工八人以上的私營企業已達22.5萬家。
而全民所有制工業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57.5％。
這一年的頭五個月，京城新增公司700家，滬海猛增公司達3000家，深圳的國貿大廈里云集有300家公司，到本年年底，全國公司達47.7萬家。
在國家工商部門注冊的公司從業人員本年度達到4000萬人，占全國職工總人數的四分之一。
此外，更有數不清的掮客在到處牽線搭橋。
人們戲謔地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
與此同時，一些小道傳聞和報刊消息也持續不斷動搖知識分子那份淡泊而寧靜的胸懷。
像京城前門地區，有一位老大娘靠賣烤紅薯，一年收入過萬元。
在祖國南方，花城一位初中畢業的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擺個服裝攤，幾年下來已腰纏萬貫，“萬元戶”是絕大多數國人心目中嫉妒又羨慕的時髦稱呼。
要知道，本年度首都京城的腦力勞動者月均收入只有一百七十二元，體力勞動者的月均收入為1一百八十二元。
一萬元是他們五年工資的總和。
于是關于經商的大量民間流行語開始誕生。
什么“富了擺攤的，苦了上班的。”
還有什么“擺個小攤，勝過縣官。喇叭一響，不做高官。全家做生意，賽似。”
新的“讀書無用論”在社會醞釀。
這一年京城招收89級研究生，計劃招收8600名，但報名人數不足6000名，報名與招生出現倒掛，為應屆畢業生報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
這說明什么？
說明大學生的擇業方向已偏向于急功近利，莘莘學子已無法安坐書齋。
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在“全民經商”浪潮中，商品經濟對于知識分子的挑戰，對知識分子群體而言，毫無疑問，是一件極為艱難的心理苦役。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在這個商業精英獲得無數崇拜和羨慕的年代，在這個以下海為榮的年代，雖然有不少人通過商場搏殺終于成為人人稱羨的“大款”，但也有不少人被海水嗆著的。
有人沉沙折戟，有人死里逃生，有人回頭是岸。
如果我們只單獨強調一個方面，那是不客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