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快，不但有憤怒的日本民眾寫信給媒體，攻擊長崎市長。
日本極右團體更是難得膽大，跳了出來。
他們借助日本民眾的憤怒，對這位有良心說真話的長崎市長發出了生命威脅警告，宣稱他“反日”。
仿佛經歷過東京審判之后，那些殺人如麻的日本兵搖身一變成了參與昭和大建設的螺絲釘，成了慈眉善目的老人，中日建交也進入了近代以來少有的蜜月期。
這些侵略者們就可以抹去歷史的痕跡，矢口否認當年的罪惡，逃過道德與人心，歷史與正義的審判了。
真不知日本的民族性情是天真單純呢？還是無賴下賤？
最可恨的是，從這一年開始，普通日本人作為戰爭侵略者，戰爭加害者的意識便開始不斷地淡化，逐漸地模糊。
而日本戰爭受害者以及人類唯一經受原子彈傷害的角色，卻在不斷地強化，不斷地為世界所認同。
這是這個世界堪稱最無恥的因果倒置。
在共和國，情況也是差不多。
1989年可真是個多事之秋，通貨膨脹，吃喝風、艾滋病，出國熱，毒品，官倒，腦體倒掛，現代藝術，使眾多的國人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現狀感到惶惑不安。
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之中，盲目的樂觀、高歌猛進與彌漫著的郁悶、沮喪的情緒交織。
一方面，是愈演愈烈的經商熱、斗富和炫富的風氣蔓延。
另一方面，則是存在著的挫敗感和無力感的怨恨。
社會發展給所有人的生活帶來了新的變化，人們同時也看到了少數人收益更多，貧富分化加劇。
于是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現實逐漸浮現出來，變得越來越清晰。
對于大多數的國人來說，這一年即是改善生活的一年，同時也是令人困惑和難以下決斷的一年。
人們想要拼搏，卻又顧忌生存的穩定性會遭遇破壞。
他們仍然手頭緊張，不夠消費更多的東西，扣除維持基本的生活費用之外，也沒有多少余錢了，只能看著那些有錢人尋歡作樂，這是新時代不可回避的現實。
除此之外，一方面，是文化界、知識界對現實問題的逃避和消解。
另一方面，是可以感受到的生存危機和心理失衡。
這些問題，僅僅從電視機上播出的電視劇就能獲得充分的體現。
這一年，充滿鄉土色彩的電視劇《籬笆女人和狗》，一經播出，就在全國引起了極大反響，人們看到了對鄉土華夏的刻畫，并為棗花的命運觸動了心靈。
與此同時，都市題材的電視劇方興未艾，卻呈現出了相反的作用。
《商界》、《大酒店》、《公關小姐》等電視劇給普通民眾展示出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高級生活方式，讓許許多多的渴求成功的人士寄予了某種夢想。
這似乎是一個永遠也走不出的悖論，越是經濟出現重大問題的時候，劇院里越是要制造這種讓人忘記憂慮的夢幻。
當年美國大蕭條的時候，美國人普遍感到希望渺茫的時候，好萊塢的歌舞片就是像這樣給公眾悲涼的心情注入溫暖，讓人們在精神麻醉中暫時忘掉現實的慘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