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阻止2000年我國人口超過十四億成為現實。
這段時間中，相關部門的官員和專家們持續不斷的召開人口座談會。
來論證計劃生育政策是否可行，以及確定相關尺度。
另外，由于“偉人”在這段時間發表講話，宣布可以分期付款購房。
以及“外匯兌換券”作為購買力超然的第二貨幣，在我國開始正式流通。
也讓長期在分房福利政策和物資配給制上占有優勢的一些階層，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困惑和無所適從。
還有文藝界的意識形態之爭，也正在愈演愈烈。
此時的李谷依，正因為演唱了一首《三峽傳說》的主題曲《鄉戀》，而飽受業界的批評和質疑。
與喜歡她歌曲的眾多普通觀眾不同，許多專業人士認為，她所擅長的抒情演唱方式不健康，格調低劣。
但究其原因，不過是因為她好歌太多，名聲太大，太受觀眾的喜愛嗎，所以槍打出頭鳥罷了。
誰讓《歌曲》雜志評選出的那世無雙首聽眾喜愛的歌里，她一個人就占了四個呢？
不打她打誰？
就連社會最基層也無法幸免。
在工作里，國有大中型企業顯得步履蹣跚，沉疴難愈。
不為別的，十年來，有不少工人們養成了偷奸耍滑的習性。
都變成了善于怠工，吃大鍋飯倍兒香的滑頭。
偏偏由于體制的限制，企業領導無權對這些工人實行實質性的經濟處罰。
于是在干活全憑自覺的環境下，這些落后份子，仍舊我行我素。
并且對上級領導毫無尊重和忌憚之心。
每天不是樂此不疲的裝病、打牌，就是嘲笑領導與那些好好工作，認真負責的人。
這就導致，一些老鼠屎壞了整鍋粥。
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賴一個樣。
不但讓渴望恢復舊日榮光，努力工作的人日益心冷。
也讓國營企業人浮于事，越來越喪失活力。
而在生活里，京城老百姓也正日益感受到，由城市人口急劇增長所引發的不便，以及由價格體系動搖傳來的震蕩。
毫無疑問，城市人口暴漲是知青大返城的必然結果。
從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京城以每年幾十萬人的速度，容納這些從異地歸家的青壯年。
京城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孩子屬于這個群體，因此沒有人能夠抱怨。
就拿扇兒胡同2號院來說吧。
繼寧衛民之后，邊家的二兒子邊建功，米家的大閨女米曉冉。
也都在這個春季回到了家里，把戶口都遷回了京城。
于是，不但工作崗位的缺口越來越大，返城知青有了“待業青年”的雅號。
京城的市政體系和服務業也深陷在超負荷運轉之中。
無論坐公共汽車、上街買東西，澡堂子洗澡，洗發店里理發，照相館照相，還是飯館里吃飯。
這些人們的基本需求，全都變成了困難重重之事。
以寧衛民的家門口兒來看，無論前門大街、大柵欄、鮮魚口、還是打磨廠。
作為京城的鬧市區，幾乎從早到晚的人滿為患。
而八大員們的工作態度，當然因此變得更加粗暴和惡劣。
本來還算可以的社會秩序也因為無所事事的青壯年越來越多，變得重新混亂起來。
在京城的任何角落，每天都在發生爭吵，甚至是動手干仗的情況。
偏偏就在這個時期，計劃經濟的價格體系也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開始松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