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銀行取錢的路上，韓春雷也在腦子里復盤著整件事情。
當初把春雷茶業掛靠在村大隊，的確就是防患于未然，防著有一天有人揪著個體戶的問題來搞他。
因為在深圳，掛著集體企業的名頭，在外面做生意的個體戶，也不是他一個人這么干。
高速發展下的深圳，也默認和允許這些商人們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一句話，摸著石頭過河的年代，只會抓大放小。
只是他沒想到，陳永攀他們會跳過深圳，直接把舉報信送到自己老家。
這一招是真夠毒的。
一旦被陳永攀他們得逞的話，性質到底能嚴重到什么程度呢？
韓春雷只要看一看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九，就知道了。
年廣九是安徽蕪湖人，和浙江杭州一樣，都是內陸地區。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大地回春，年廣九開始在家偷偷炒瓜子，然后沿街賣瓜子。三四年間，他的瓜子作坊直接擴充到一百來人。
后來，有人直接把他這個雇工人數問題向上面寫信舉報，說他資本主義復辟，是剝削勞動人民。
結果是年廣九的瓜子作坊被封了，人也被帶進去了，瓜子原料積壓報廢，虧得血本無歸。
直到過了一年多，此事的社會輿論驚動了專案組到安徽蕪湖來調查，并上報給中央，最后才驚動了總設計師。
韓春雷算了算，自己深圳這邊的雇工人數，加上柴家塢那邊的雇工人數，都快小四十號人。
在老家被舉報的話，解釋說掛靠村里這套說辭，肯定是行不通了。
這是個定時炸彈，必須要盡快解決。
離那封舉報信郵寄到杭州，最快還有七天的時間。
今天花兩千塊錢買了消息和這封舉報信，真正的價值就在于，他為自己爭取到了至少七天的時間，來處理這顆炸彈。
一路上想著捋著，腦子里也漸漸有了頭緒。
……
晚飯，是在張喜祿家吃的。
吃飯的時候，韓春雷把下午沈融過來的事，說了一遍。
張喜祿聽完，頓時慌了：“春雷，我可沒跟人說過，唐樓是你轉租給我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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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春雷點了點頭：“我知道你不會。”
“那會不會是豪哥說的呀？畢竟這服裝生意是你跟他一起搞的。”張喜祿的媳婦兒阿蘭推測道。
張喜祿連忙擺手，說道：“豪哥這個人呢，朋友多，交游廣，但嘴風很緊，不會亂講話。”
說完，張喜祿有些難為情地看著韓春雷。
畢竟這間辦公室，是他出面找韓春雷借的，春雷講義氣，一毛錢沒收，免費給自己用，結果卻被人拿這個來說事。
誣陷他轉租給自己，賺取高租金，還要告他投機倒把。
萬一真因為自己出個好歹，真是……誒，張喜祿有點后悔了，后悔當時為啥就想沾點小便宜呢？
“喜祿，你別想那么多。如果單單只是唐樓辦公室這個事情，他們搞不了我。他們只是想把舉報材料寫得厚一點而已，所以這不關你的事。”
韓春雷看出了張喜祿的愧疚，開口道：“陳永攀他們想搞我，又不是一天兩天了，既然有心要害我，當然白的都能說成黑的。不過以防萬一，辦公室這個事，你明天跟我去一趟東門墟街道。我和街道談，把你也變成承租人，到時候辦公室你就可以繼續放心大膽地用著。畢竟現在的東門墟，真是旺到一鋪難求啊。”
“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