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解試水很深。
而朝廷一直也在探索如何公正地從地方選拔士子。
一開始朝廷讓州郡長吏監督解試，但治理地方的州郡長吏很容易與地方豪強勾結，左右解試的結果。
所以朝廷也郁悶，有朝廷官員就批評說。
有的地方通過解試五次六次的考生，到京參加省試卻連連落榜。他還以為其中有什么問題，結果他一看那些考生文章，那才叫寫得稀爛，就算瞎幾把亂寫也不至于如此。
這樣的廢材是如何連續五次六次通過解試來到朝廷參加省試的？他希望地方官員能‘塞濫進之門，開與能之路’。
針對此舉朝廷下文，一旦察覺‘諸科十否’，‘進士紕繆’的考生，一律規定不許再參加考試，同時嚴究發解官的罪責。
同時讓監司監督州郡解試。
此舉使得解試稍稍公平了些，但只是稍稍。
真宗時名臣陸軫曾干過這樣事，解試完畢，名次都排好了。
陸軫跑到考試地方，一張一張卷子的翻開還口稱道：“為何不見項長堂的卷子？”
結果陸軫發現人家落榜了，并不在錄取名單中。陸軫當即將項長堂的名次提為第一，將最后一名罷落。當時宋朝官員聽說此事后，都覺得這操作沒什么問題，還稱贊陸軫是以‘文行取士’。
確實在宋朝其實也不能說此舉錯了。
宋朝士大夫還有推崇鄉里選舉的遺風，這規矩往前追溯至九品中正制。都是通過人來選拔人才，而不是考試的方式。
因為儒家推崇是人治，講究是賢人選拔賢人的方式，但科舉考試等于劃定一個標準，這是法家的法子，文章寫得好的就一定是好官嗎？開好車的就是一定是好人嗎？
但這樣的結果只能導致‘考生多采虛譽，請托試官，本州只薦舊人，新人百不取一’。
這與宋朝的國策是‘強干弱枝’不符合，強干弱枝就是將權力從地方收歸中央。
其中最關鍵的是財權，兵權，還有人才選拔權。
從地方中選能士，而不是官員眼底的賢士。推崇鄉里選舉一套，只能是重蹈九品中正制的覆轍‘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所以宋朝在之后解試改革中全面推行糊名，謄錄之制，并且從其他州縣調官員監考解試。
嘉祐七年時，京兆府解試，就是調在鳳翔府的章惇與商州的蘇軾到當地監考，二人也是因此有了正式的交往，并結下一生的‘友誼’。
此舉是否公正了？
必須承認是更公正了，不過拿真正能鉆空子的人還是沒辦法的。
明清科舉制度比宋朝更嚴密，但是科舉舞弊大案卻屢禁不止，大批官員考生為此都是前仆后繼。
而就算看似公平了，還是不公平。
比如國子監解試不到兩千考生，取六百名解額，錄取比例在三比一。看似這個比例很高，但韓忠彥這樣的官宦子弟考得是別頭試。
國子監的別頭試錄取率極高，可以達至兩人取一人。
而太學生與廣文館生中官宦子弟極多，但凡官員子弟都可以參加別頭試。
好比一千名官員子弟參加別頭試，那六百解額就去了五百，剩下八九百人爭一百個名額。
如此無形就拉低了寒門子弟錄取比例，不是三人取一人，而是五六人取一人，甚至就是八九人中取一人。
換句話說，這三取一的概率，有點我與雷軍平均工資的感覺。
不過就算八九人取一人，也比福建浙江的解試好多了。
不公平可謂處處都有，或許有人會認為憑什么，官宦子弟參加的別頭試錄取比例這么高，大家都是一個爹媽生的，如此有公平可言么？
但在宋朝別頭試反而保護了寒門子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諷刺。
故而疫情平息之后，太學生們即是忙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