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立即聯系上了另一個御史賈種民，之前正是賈種民提供的情報，說陳世儒妻子李氏的母親，是樞密院副使呂公著的侄女，多次哀求呂公著向蘇頌說情。
而呂公著與蘇頌相識于考場，是多年摯友，其往來甚密，極可能暗中操作此事。
于是兩人聯合上書，第一炮便是彈劾呂公著，說陳世儒的岳母呂氏“因緣請求”，致使軍巡院原勘官“改易情節，變移首從”，為陳世儒夫婦脫罪。
稱呂公著曾插手此事，擾亂審判，并稱呂公著是委托兩個兒子呂希績，呂希純辦理的此事。
是關法體，趙頊立即下詔，由御史黃顏審理此案。
黃顏將呂公著和兩個兒子都叫到大理寺詢問，并且逮捕了呂公著的侄子呂希亞和陳世儒朋友的女婿晏靖。
呂公著及其子將事情原委告訴了黃顏和賈種民，明確表示自己沒有請托蘇頌。
事實上案發之后，陳妻李氏便求告她的母親呂氏，呂氏當即“夜至公著所如女言”。
不過呂公著是一位正派人，拒絕了她的請托，呂氏只好“涕泣而退”。
但是呂公著雖沒有出面，但他的侄子、大理寺評事呂希亞，以及陳世儒朋友之婿、贊善大夫晏靖卻承認，的確是去開封府過問過的。
不過蘇頌當時也只是告訴了他們此案的審理工作進展，算是泄露了一些案情，并沒有請托之類。
于是黃顏和賈種民的意見就出現了分歧。
官司打到趙頊那里，趙頊于是又委派御史何正臣，前往監督案件的審理。
而何正臣上任后，立即將此案升級，將呂公著等人從大理寺移送到御史臺，緊接著有逮捕了呂公著幾名奴仆。
同時，李定唆使賈種民密奏趙頊，說蘇頌有受托寬縱之嫌，也應收審鞫對。
于是蘇頌被從濠州被押送御史臺，囚于三院東閣，并案合審。
而大波瀾只是剛剛開始，緊跟著，蘇軾的麻煩來了。
起源是他寫給趙頊的一封謝表。
元豐二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作《湖州謝上表》。
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巴拉巴拉巴拉。
蘇油自己就寫過不少，這是官員履任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但是蘇軾好死不死，在謝表后頭夾上了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
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立即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這也的確是蘇大嘴的鍋。
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斗爭激烈，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后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經過蘇大嘴一番宣揚后，“生事”二字，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
而“新進”，更是蘇軾自己的發明，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
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后來也證明了的確如此，正是王安石提拔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大蘇的偶像神格已經凝聚，他的一句話，很快便會傳播開去，影響是非常大的。
于是，“生事”，“新進”，便成了新黨的代名詞和標簽。
新黨眾人，自然是恨之切骨。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里一兩句話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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