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儒揉了揉自己有好一陣子沒用的腦袋。
“是法令。”喬亭聽李儒嘀咕著這話，便回道。
“對，法令，這可是個需要斟酌尺度的東西。”李儒一邊想著，自己果然是應該趁著往益州一行好好復健一下，一邊又覺得，喬琰的膽子大這種情況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居然敢這么快就想從法令條例調整，往修正漢律上發展。
要知道，像是田疇在與劉虞配合屯田的時候所提出的法令，其實也只是對幽州地盤上的盜竊懲處、婚姻嫁娶、財物分配、互市貿易等細則，提出適配于幽州的修正。
喬琰提出的卻顯然不是。
但李儒也不得不承認，在喬琰手握劉虞這個擋箭牌的時候，這種舉動還真不能說全然不妥。
長安朝廷初立，涼州和關中又是相對法令廢弛之處，需要盡快建立秩序聽起來也是順理成章。
劉虞的賢名，又讓有些聽起來容易為人所詬病的倡議，有了個居中緩解的余地。
在元月初七的五日一大朝上，喬琰提出了兩條堪稱驚人的奏表。
其一，將漢律之中的刑名提到律法篇章的第一篇。
其二，以勞役刑為主體設置五刑。
按照喬琰的說法就是，在大漢的桓靈二帝當政期間，屢次出現大赦天下之事，也有對各類罪行的贖死之法。
每年以金贖死、以縑贖死者不計其數。
可實際上，這種寬容對待刑徒的方法，并不能真正改變這些人的做派，也絲毫沒有讓犯罪違例之事有所減少。甚至還有人專門趕在平均一年就有一次的大赦之前犯案。
要不是因為黃巾之亂中的俘虜被充作戍邊，度遼將軍營與護烏桓校尉營中可能都沒有幾個刑徒。
這種寬宥的法令制度，做出改變的時間宜早不宜遲。
寫下了四民月令的崔寔，在他的另一本更出名的著作政論中提到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1
這句話也成為了喬琰用來引用的說辭。
故而在她上表之中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大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2
大赦是權宜之計，贖死也同樣是權宜之計。
天子剛登基的大赦天下也就罷了，但在隨后的數年中她并不建議再出現此事。
雖不能叫做嚴刑峻法，但越是動亂之年也越需要框定規矩。
將刑名一則提前，并對刑罰做出對應的標準劃定，正是喬琰趕在農耕忙碌之前提出的訴求。
劉虞的賢德之名，必定會讓相應的律法推行，只要沒有超過一個度，就要相對來說容易得多。
起碼要比喬琰自己提出此法的推行容易。
至于度是什么
在喬琰給劉虞的奏表中寫道，文景時期所提出的廢除肉刑，當年如此，今時也如此，此為絕不能倒退回去的東西，肉刑的恥辱性特質，實為舊日陋習。
那何為這新明確的五刑
便是將罪行按照輕重，劃分為笞、杖、徒、流、死五條。3
之所以取五這個數目，乃是因為昔年漢章帝在位時期，班固在白虎通中寫道，刑法以五為數，正對應了五行，雖然在漢律中沒有明確的五刑之名，但現在可以有了。
不過在對罪行的具體框定中，可以應對當今時局情況，進行適當的調整，不必過分從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