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國富論》對什么是國家的“富”并沒有說清楚，柳淳開宗明義，直接將國家的強盛，國富就是國強，國家不強不可能富裕，尤其是一個大國，富強是分不開的。
道理很簡單，因為國家之間，并不存在法律，也沒有任何規矩可言，遵守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只有強者才能擁有“富”，否者，就會面臨強者的搶奪，或者叫“剪羊毛”。
強漢盛唐的“富”在于橫掃**，威震八方。
國家蒸蒸日上，面對挑釁，雖遠必誅。故此漢唐百姓，過得安穩富足，更重要的是，有尊嚴！
相比之下，兩宋的“富”僅僅體現在財富的創造上，但這個財富沒有轉化為戰力，沒有讓國家強大，所以這個“富”就是虛妄的，守不住的，所以才有了歲幣之恥，才有了靖康之難……
老百姓時刻處在敵國的威脅之下，惶惶不安，這樣的富裕是毫無價值的。
柳淳從國富破題，一個國家要想強盛，就必須有強大的國力……這個國力又來源于什么呢？
柳淳認為有兩個方面，其一是每一個國民力量的總和，其二呢，是使用這些力量的能力，也就是一個國家的領導力。
在這一點上，游牧民族因為生長在馬背上，天生武力過人，很容易集結起強大的騎兵，因此千年來都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而漢家以農耕為主，想要贏得戰爭的勝利，就必須動用全部的力量……這也就是當年漢武帝追求大一統的原因所在。
漢唐之強，在于兵制能夠深入到每一個百姓頭上，大多數人都需要服役，納賦，充足的物力和人力，保證了戰無不勝。
魏晉世家強而皇帝弱，人力物力，集中在少數世家手里，故此難以動員，面臨胡人入寇，只能一敗再敗。
兩宋不抑兼并，失去田畝的百姓，盡數歸于士紳地主，因此只能耗費巨資，養無用之兵。這些士兵缺乏守土保家的動力，素質低下，戰力不強。
講到這里，柳淳已經替均田均役，找到了理論的基礎，并且以實際的例子，駁斥了士紳地主抗拒均田的理由。
按理說就可以作為變法的綱領了。
可柳淳怎么會滿足這點成績呢！
他強調均田，均役，將權力落實到每一個百姓身上，這是國家領導力的體現。
那百姓呢？
如果能提高每一個百姓的能力，最后加起來，也會讓國力呈現出巨大的提升。
提高百姓能力的方法是什么？
柳淳給出了兩條，其一，是教育，其二，就是分工！
當談到這里的時候，柳淳又瞬間把話題展開了。
由于長時間處于農耕社會，對于分工這個問題，感觸并不明顯，仿佛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可事實上，男耕女織的模式大行其道，是在春秋之后，也就是原本的井田制瓦解，曾經需要上百人才能耕作的地塊，一家一戶就能承擔起來。
因此男耕女織，是一次非常巨大的進步。
在男耕女織的基礎上，產生了士農工商，又產生了三教九流，一直到了老百姓常說的三百六十行，這都是分工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