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板橋判牘的來歷也很有趣。
在古代，老百姓去衙門告狀，都要呈上一張“狀紙”，寫明訴訟的內容。縣官在案件審結完畢后，把判辭寫在狀紙的前頁或結尾處，就稱為“判牘”。
鄭板橋當了十二年的縣令，按道理判牘應該很多才是，然而并不然。
因為歷朝歷代，案牘管理都非常嚴格，必須集中存放，歸檔，就連銷毀都有固定的年限和格式，甚至除了自然災害外，基本連銷毀的機會都沒有。
因此只有縣衙里一些有機會接觸這些檔案的人，因為愛好不惜以身犯險，偷偷將狀紙上的判詞剪下帶出，以資玩賞，才能流傳世間。
又經過兩百多年后，所能尋到蹤跡的就寥寥無幾了。
據周至所知，鄭板橋同樣的東西，只在故宮、國館、魯省博物館三處有收藏，個人私藏里，只有島國辻本氏個人珍藏中有一份。
這份判牘是鄭板橋這個狂怪才子信手為之，因此其書意本質極度彰顯，遠比鄭板橋刻意創作的作品更有研究價值。
鄭板橋為了尋求書法藝術的突破，有意摻雜不同書體，刻意求變，取“八分書”之六分半，創造出驚世駭俗的“六分半”書，成了“揚州八怪”其中之一。
故而這份隨手而為的判牘雖然小巧，然將其書風展現得淋漓盡致，非常的委婉可愛。
這幅判牘的尾部，還有清代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海濱病史”和“齊東陶父”的印鑒，有著名書畫藝術家尹瘦石的題簽了印章，還有李一氓篆書印“無所住齋鑒藏”，“一氓精鑒”，“一氓所藏”，及楷書印“成都李一氓”，“一氓六十”。
這些印鑒證明了李一氓對鄭板橋的喜愛，以及其流傳序列。
而另一件東西就更加的重要了，白陽石濤書畫合冊。
這是一份一共十七開畫冊合集，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陳淳和石濤的畫冊。
中國畫壇上的大寫意流派，準確說起來，其鼻祖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王洽。
到了宋代，梁楷做出了突破性的貢獻，讓大寫意成為了一種典型的“文人標志性風格”。
真正將之構成一套創作理論并將之推向藝術巔峰的，則是明代的陳淳和徐渭，尤其是徐渭，將之變成了一個藝術成就極高的巔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之后的四百多年間，其創設的藝術語言，引來無數后人的追捧效仿。
其后的繼承者，就是清初四僧里的八大山人和石濤；再往后就是揚州畫派里的黃慎、任頤；之后就是近現代的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黃賓虹、傅抱石在中國美術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頁。
類似的藏品周至自己也有一件，那就是白陽青藤山水鳥六冊頁，是陳淳和徐渭兩位創派大師的作品，品級遠比現在這件要高，但是不如現在這件內容有書有畫，傳承有序，除了陳淳和石濤的圖畫外，還有幾代收藏者的詩文，附加文化價值更豐富。
這本合冊的第十七開有一段題跋，題跋是第一代的收藏者江德量寫的，后面還有他的墓志銘。墓志銘來自江德量好友汪中，顯然是江德量的后人續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