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化文明分野，以及文明與國家關系，再到重新定義黃河流域大型文明遺址屬性，再到改換邏輯思路，以與史籍高度契合之文明為“夏”，等待反對者列證推翻，這本來是一篇偌大題目。
不過既然是頭腦風暴，那說話就可以不大負責任，不需要嚴密的推證，也不需要估計學術影響，更無需把所有的話都講完。
只需要拋出想法，思路，甚至思路都說不上，給個思考方向都可以。
具體的內容，自然會有覺得可以接受的大佬去推證，去挖掘，去詳述，這方面部里的人才那是車載斗量。
不過周至還是努力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在他心目中雖然華夏一族從來都是重史料勝過重史證，但是自從宋代金石一門學問開辟以來，以文物證史料的工作就沒有再斷絕過。
所以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本身就不能說完全吸收自西方，東方史學家們早在千多年前就開始著手，這個方法論，怎么說都比西方早了上千年。
對于只重考古證據不重史料研究這一條，周至本身也不以為然，周至的觀點是除了那些完全屬于傳說，徹底違背現代科學研究成果的那些歷史資料，比如天上曾經有十個太陽，嫦娥偷了后羿靈藥飛升到月亮之上的那些外，別的資料在沒法徹底推翻之前，不妨姑認為實。
甚至就算是天上有十個太陽這個說法，不也是被現代天文知識證明其為非后，方才變得不可行的嗎
同理的還有西方的地心說，曾經的伽利略布魯諾，什么下場
因此周至的觀點里，對于可證可求的疑問，應當先置其非，再證其是；而對于并沒有額外考古證據的史料，只要不是違背常識常理的那種，卻不妨先置其是，再證其非。
道理很簡單，除了史料再也找不到其它的考古證據，你再把史料給預設成非，那不就成了直接否定一切了那華夏諸多史料前人都白寫了都需要等到考古證據出來之后才開始認真研究
西方考古有這樣的思潮不奇怪，那是因為他們的文明歷經多次斷代，文字和歷史書籍出現得本來就很晚很晚，因此他們就算想要研究史料，也無從研究起，手里的一大堆資料，是文藝復興前的還是文藝復興后的都等著商榷呢。
而東方史的資料卻很早，而且一直有專業人才記錄修造，史官被各朝歷代授予極高的地位，史書也是歷朝官方機構收集整理出來的，其價值也和西方世界的那些“愛好者作品”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
而他們的操守，堅持，和對歷史事實的認真負責，一直就是華夏文化史上不絕于書正面褒揚的優秀傳統。
因此東方史的可信度，本身就要高出西方史太多太多，他們不認是他們自己的東西不行，難道我們非得好的不學學壞的就沒這道理嘛
聊到現在，劉部長終于明白了周至和國內許多學者的真正區別，這貨是真正的民族自信，認為在文化方面華夏文明堪稱一枝獨秀，壓根不屑于西方證史的那一套方法。
但是拋開立場只談是非對錯，周至的方法論也的確有道理。
而部里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路也就有了，那就是在學界營造出一種暢所欲言，拋開立場，只談是非對錯的良性氛圍。
“不錯不錯。”聽完周至的闡述之后，劉部長點頭道“確實給了我不少的啟發，這個問題咱們暫時先談到這兒，接下來我想再聽你講述一下文化遺產這件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