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是不害怕賤儒們的批評的，因為賤儒傷不了他分毫，不客氣的說大明除非皇帝、文張武戚出手對付他，否則誰都對付不了他，嚴嵩被罵了二十年，不也干了二十年首輔嗎
朱翊鈞在文華殿偏殿召見了張居正，王崇古人在西山忙惠民藥局和三級學堂之事，除了廷議，基本見不到人。
“感覺王次輔有點過于激進了。”朱翊鈞對著張居正面色復雜的說道。
朱翊鈞知道王崇古有本事，但當初僭越那些事兒，朱翊鈞對王次輔的期望值并不是很高，他能安安穩穩的把毛呢官廠辦好，朱翊鈞就已經滿意了。
現在，王次輔在革故鼎新的路上一路狂奔，成為了激進派的代表人物，張居正反而成了負責維持穩定的保守派，這種攻守之勢異也的魔幻感，讓朱翊鈞覺得王崇古是不是魔怔了。
張居正俯首說道“也沒有吧，臣倒是覺得，他做的這些事，既是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也是為了青史留芳。”
官廠團造法是王崇古的根基，他在這個根基上用再多的力氣都不為過，官廠團造法出了大問題，本就是奸臣的他，只有被斬殺了，而且官廠團造法，沒有被卸磨殺驢的擔憂，王崇古完全不必擔心，自己會和嚴嵩、胡宗憲一個下場，倭患漸止，就沒了用處，成了堵清流嘴的一步棋。
因為官廠團造在理論上，是沒有事畢的那一天，朝廷只要啟動了官廠，從里面得到收益，就不可能停下了。
至于青史留芳，對于每個大明人都很重要，大明不講來世，投胎就可以做個人上人的來世報；大明也不講現世，活到哪兒算哪兒，生命會隨著呼吸的停止而終結；
大明講永生，以名長存，以名永生。
這種體系之下，導致中原人需要對歷史格外的負責，時至今日，西域已經丟了近一千年了，大明在景泰年間、成化年間、嘉靖年間，就曾經多次有過重開西域的爭論，因為那些名字，還停留在史冊之中。
大明收復河套、在遼東開辟，都是直接啟用了唐時名字，這就是對歷史的重視。
那不是簡簡單單幾個名字，而是歷史，更是傳承。
這不僅僅是肉食者的共識，同樣也是大明普通人的共識，比如唐憲宗時，安西都護府的鐵軍，已經孤軍守城四十年，龜茲滿城盡白發，龜茲守軍難道不能投降，或者說干脆回到腹地嗎他們沒有，而是在龜茲守了整整四十年的時間。
所有人都會在時間面前成為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當站在歷史的岔路口，有機會、有能力、有魄力可以成為歷史長河里的一塊柱石，歷經千年計量的沖刷，依舊屹立不倒，甚至成為脊梁的一部分時，王崇古的表現，稱不上什么瘋魔。
張居正是認同解刳院那一套中原優勝論的，因為一旦以千年為尺度去思考問題時，就不是軍事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而是文化問題了，沉沉浮浮，循環上升是矛盾說的核心觀點，但文化的堅定支持，讓那一套的優勝論變得更加令人信服。
拜占庭十一世大喊著，我將如同閃電般歸來，但羅馬完全沒有任何歸來的苗頭了。
漢室江山，代有忠良。
張居正思索了片刻，俯首說道“南望九原何處是，塵砂黯淡路茫茫，是文天祥的絕筆詩，三百年前，文天祥被押解入京，在柴市被忽必烈斬首示眾，他所說的九原，是九原郡，是陰山腳下，是趙國修建的邊城，是秦時的九原郡，是秦始皇所修直道的北止點，是漢時的五原郡，是唐時的豐州，是現在的五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