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諫的方式有很多種。
有抬棺上諫的，海瑞罵道爺，嘉靖嘉靖，家家皆凈；
有直接頂撞的，比如隆慶二年先帝要三十萬兩銀子，張居正就是不給；
有迂回包抄，把皇帝哄高興了，再圖窮匕見，比如林大師三座大山的模型；
有互飆演技，看似吵架，其實是講道理。
這些辦法，其實目的都是一個，責難陳善，勸諫皇帝。
張居正和王崇古也不是第一次在皇帝面前演戲了，他們之所以互飆演技，也是為了讓皇帝聽進去，加稅和減稅都不合適。
如果是國初直接定十稅五，加稅拉滿，的確可以防止兼并，現在已經兼無可兼，并無可并，加稅就是在刻意制造民變；減稅，或者干脆不收，就是拋棄大明最多的百姓。
兩宋不設田制，任由民間兼并，就是拋棄百姓，選擇了和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出身鄉賢縉紳和勢要豪右階級。
有趣的地方也在這里，無論是加稅還是減稅，居然能夠在最后結果上呈現高度的相似性，殊途同歸，都是讓百姓流離失所，無法得一夕安寢。
唯一的一條中庸之道，就是有人背負罵名，做那個惡人。
“朕之前讀皇明祖訓，就在疑惑，太祖高皇帝為何那么推崇嚴刑峻法，今日今時，朕才知道，有的時候，不得不為。”朱翊鈞看著張居正和王崇古說道：“既然要做，就做絕，既然做了承諾，就要兌現。”
“松江府試行一條鞭法，以萬歷十一年普查丁口為例，滋生丁口，永不加賦，均田役，按畝征銀，不得增科，若有違背，絕不姑息，罪加三等法辦。”
朱翊鈞給出了承諾，這份承諾分為了三部分。
滋生丁口永不加賦，就是田賦不再增加，按萬歷十一年的人口數，將人頭稅攤入田畝中，這是鼓勵生孩子，大明在甘肅已經實行了，現在在松江府多了一個試點；
第二部分是均田役，這部分勞役入畝，其實包括了之前免稅的老爺們，各種有功名在身的老爺們，也要一體納稅，只不過是田畝加課；
第三部分則是不得增科，違背者，罪加三等法辦，這已經是很嚴厲的懲罰了，本來只是罷免，在這件事上犯了錯誤，就要流放爪哇；本來只是流放邊方的罪名，罪加三等，就得殺頭，犯了殺頭的罪過，那就是族誅了。
嚴刑峻法，罪加三等，就是朱翊鈞給的承諾，現在朱翊鈞的信譽，堅如磐石。
“陛下圣明。”張居正和王崇古也不吵了，也不面紅耳赤了，二人一起俯首唱起了贊歌。
不是張居正、王崇古二人，要讓陛下擔一擔罵名，而是這件事只能陛下來做，他們倆都做不到，因為他們是官僚的一部分。
罪加三等，讓他們來做，就會成為黨爭的工具，也會被視為黨爭的工具。
他們倆都是黨魁，是張黨和工黨的黨魁。
張居正的考成法，在初行的時候，也是黨同伐異的工具，直到草榜糊名，底冊填名，將百官的底冊放入文華殿職官書屏的小箱子里，才完成了考成法的制度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