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點頭說道：“銅錢的勝利，不是自由市場競爭的勝利，而是朝廷擁有鑄幣權，強制讓銅錢被高估，銀幣被低估的結果，而動態的調價，是朝廷維持經濟穩定的手段和工具。”
申時行上奏說的這個法子，按照民間的價格進行動態調整，避免銅銀復本位制之下，一方徹底獲勝，同時，讓銅銀錢兌換，維持在一個平穩的區間，讓百姓生活不必絞盡腦汁的計算，維持生活的穩定。
這是朝廷重要的手段，穩定的銀銅比例，意味著更加穩定的經濟。
申時行一針見血的指出，有個更簡單的辦法，把銅爐搗毀，不再生產萬歷通寶，而是改為單一的銀本位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就像泰西的費利佩就只發行銀幣，泰西的確可以這么干，但法定貨幣只有銀幣，就有一個問題要考慮了，百姓用什么？費利佩才不管什么平民的死活，大明能不考慮嗎？
在奏疏中，松江巡撫的意見是，加大銅錢的生產，大量增加銅錢的發行，讓銅錢和銀幣的兌換比例，更快的趨近于一銀等于一貫的比例。
他有更好的解法，單貴金屬本位，但這種解法有點違反了基本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主張，他要敢這么大力鼓動，就不要想著入閣了，朱翊鈞寧愿用個庸才也不會用他了。
這本奏疏里面，最多的內容不是張昂貪腐案、金銀復本位制，而是討論新興資產階級。
階級論第一卷階級指出：人只要存在，無論是否活著，就一定屬于某種階級，無論他自覺與否；而階級的本質是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階級從來不是一個虛妄的、抽象的概念，而是經濟的實體和社會實體。
在這兩個前提之下，申時行認為：那就是當一個人、一個集體，獲得足夠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后，必然會獲得相應的政治地位，并且一定會利用其政治地位獲得更多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即政治權力等于經濟權力，反之亦然。
“這端水大師現在大膽到讓朕刮目相看。”朱翊鈞說小看了申時行，不是小看了申時行的才能，而是小看了申時行的膽量，以前這些話，都是張先生說，現在申師傅變得更加大膽了起來，或者說，申時行終于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統治階級，有些問題是繞不開的，是不能避免談及的。
但同樣申時行有點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
他在奏疏里，十分大膽而且直接了當、直抒胸臆，從根本上論證了一個問題，大明皇帝因為失去了足夠的經濟地位，所以政治權力大范圍的收縮，地位并非實際上的至高無上，這就是大明國朝之前數十年乃是百年時間里，主弱臣強的根本原因。
政治權力等于經濟權力，在舉出了皇帝這個例子后，申時行認為新興資產階級獲得政治地位就成為了必然。
那么作為凌駕于一切階級之上的力量——朝廷，在這個過程中，要確保一定的公平性，要使用暴力維持大明的基本穩定，既要保證失去權柄的舊財主不會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也要保證得到權柄的新財主們不會顛覆江山社稷。
這不是空想，而是現在浙江還田令推行過程中，正在發生的事兒。
不甘心失去土地的舊老財主們正在想方設法的規避朝廷還田的政令，比如通過長租、威脅恐嚇等手段，重新獲得土地，而得到了土地的窮民苦力正在努力保衛朝廷發下去的土地，朝廷在必要的時候需要武力介入保證還田的政策得到推行。
而對于窮民苦力而言，他們守住自己土地的唯一方法，很笨拙也很簡單，那就是多生孩子。
“很好，申時行把浙江還田的差事辦妥了，回朝入閣也沒人能挑出理來了。”朱翊鈞敲了敲桌子，朱批了申時行的奏疏，同意了他的幾個具體的主張，又寫了數百字，討論了他的政治學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