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從來沒有懷疑過，大明人會說話會不算話，大明的使者或者皇帝的圣旨，從來都是一口唾沫一個釘，說到做到。
只要達成的條約，大明一定會堅決履行，哪怕是這個條約可能短期內對大明不利。
也不僅僅是大明，中原歷代王朝，似乎有一種底氣，說話算話的底氣。
這種底氣的由來，也非常簡單，只要將時間維度拉長，不利的條約，也會因為堅定執行，變得對中國有利起來。
比如大明和俺答汗締結了和約，短期看，似乎對大明不利，但長期去看，俺答汗的統治陷入了危機；比如北宋和遼國的澶淵之盟。
因為世勢會隨著時間而改變，過去不利的因素，也有可能變得有利。
這其實非常正常，中國，在過去的幾千年來，都是可見的疆域里的執牛耳者，這種貫穿數千年的超然地位，奠定了中國的自信，同樣也是因為這種超然的地位，讓中國擁有了更多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中國甚至能用自我批評作為工具來為自己服務，中國的士大夫管這個叫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
而現在，大明開始接受他人批評，大明皇帝會征求大明各階級的利益訴求，也會征求番夷使者這些來訪者的意見，這是一種極為謙遜的姿態，但無論如何謙遜，都無法掩蓋那股由內而外的傲骨。
當自我批評和他人批評相結合的時候，大明內外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比如這出程、中程、歸程的三角貿易，在以前絕對會被視為禮崩樂壞的標志性事件，但今天，大明的士大夫對此三緘其口，不觀察、不在意、不討論，假裝不知道，就可以認為不存在了。
士大夫們主要的精力在應對皇帝的革故鼎新，拼盡全力糾正陛下過于激進或者保守的政令，并沒有功夫去理會這些不幸。
而自我批評和接受他人批評，這兩種看起來平平無奇的本事，是倭人永遠永遠無法學會的本領。
因為一旦倭人開始自我批評，就會陷入自我懷疑和自我崩塌之中；一旦接受他人批評，尤其是來自大明的批評，就會陷入認同危機，也就是‘我是誰’這個終極拷問。
這種現象被黎牙實歸納總結為：東方的羅馬從未消失，以至于周圍所有的國家都不約而同的陷入了認同的危機之中，不能反思，也不能接受來自大明的批評，否則，所有抗拒大明所建立的共識，就會瓦解。
所以倭人在大明人眼里，是有些奇怪的。盲目、自傲、自大，同時又短視、自卑、剛愎自用，這看起來格外的撕裂且矛盾，但倭人就是這么矛盾的活著。
高啟愚作為使者來到了倭國京都的迎恩館，就看到了這種矛盾，尤其是在談判的過程中，倭人一方面以為戰爭勝負已分，不得不承認自己戰敗；但一方面，倭人又認為戰敗的因素是偶然的，再來一次，做的決策更好一點，就可以贏。
長門的陷落，似乎讓倭國陷入了一種完全的癲狂之中。
有人大聲喊著玉碎，要頑抗到底，看起來愿意為了倭國獻上所有的一切，但讓他上戰場，他又不愿意送死；
有人不斷疾呼議和，要徹底滑跪，看起來非常的理智，但讓他在和約上簽字，他也不愿意承擔歷史罪責。
高啟愚收到了豐臣秀吉的第一封降書，在這封降書里，豐臣秀吉允許大明軍以保衛倭寇礦場為名義，駐扎在礦場之上，這是降書里最大的妥協。
倭國仍然處于戰國的尾聲階段，只做到了名義上的統一，地方仍然高度自治，各大名之間還在爭斗，為了保證白銀生產的穩定，豐臣秀吉作為幕府將軍，邀請大明軍駐扎在礦場周圍，保護生產，不受倭國內戰的影響。
礦場的收益仍然歸當地大名所有，而非大明所有；
但大明擁有優先購買礦產產物的權力，允許使用寶鈔兌付。
整個妥協充斥著自欺欺人的邏輯，自己騙自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