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上沒有任何的文字，只畫了一朵素描的簡筆花繪。
畫上鮮花和苞片的形狀很像獅子的爪子，那是雪絨花特有的標志。
旅途期間，卡拉幾乎不怎么記日記，隔很長時間，才會寥寥寫上幾筆，多是些有關列車延誤或者前方鐵路斷軌這類的抱怨。
伊蓮娜小姐卻覺得，這一頁是不同的。
雪絨花的上一頁，卡拉寫她的貼身女仆在印度得了瘧疾，無奈推遲了一周行程，那是1878年的10月3號的事情。
而下一頁，已是來年一月，她身在日本了。
中間正好夾雜著1878年的圣誕節。
按照前后的日程推算，她那時候很可能正在仰光，和那位教堂的牧師日記中遇上金紅色頭發的女畫家的時間對的上。
安娜以前以為這幅花繪的簡筆素描，也許是卡拉在異國他鄉過圣誕夜，想念家鄉時隨手畫下的。
現在想想。
日記本上的特殊標志……是否……便是指代著被她留在世界盡頭的那一張畫？
邏輯上也對的上。
唯一的瑕疵是論文所引用的傳教士日記的原文，牧師所記錄的那位女畫家圣誕節后離開仰光港，直接返回了歐洲，而非像卡拉一樣前往了日本。
畢竟是一百五十年前一位旁觀者留下的日記。
牧師也是在一周后，才向別人追問打聽的，有些許的差異和謬誤能夠被安娜接受。
關于這位牧師的調查，英國國教那里，也傳來了結果。
很遺憾。
檔案不是很全面，當時英屬印度殖民地的牧師，并非都有登記，新教教會也沒有找到寫這篇日記的那位牧師本人詳細的記錄。
好消息是到了神父這個等級，檔案還是蠻全的。
1860年到1890年的三十年期間，英國派往印度的傳教士里，姓安德森的神父總共也只有兩位。
其中恰好有一位，在1870年代，負責仰光一家名叫圣·約瑟夫的本地教堂的工作。
它和日記中牧師曾提到了安德森神父，也對應上了。
另外……
安娜上周末，還得知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消息——筆跡認定。
油畫筆觸的認定，是鑒定學里的超級難點。
通過兩幅油畫上色彩與筆觸，判斷它們到底是不是一個人畫的，尤其是故意畫的風格很像的模仿畫，經常能讓不同的學者打破頭。
文字字母的筆記認定，則要相對簡單的多。
不用去請福爾摩斯出場。
只要稍微花一點錢，字跡鑒定世界上任何一家有足夠資質的鑒定所便都能做，且是結論權威程度能被用來當成法庭參考證據的那種。
卡拉的畫作幾乎都被燒掉了，但她的部分信件和日記這些文字材料，還是被保留了下來。
安娜翻到《亞洲藝術》上的那篇論文后，離開機場的第一時間，就讓管家把《雷雨天的老教堂》背面的“carol”的簽名照片和日記本上的原始文字去做一個字跡認定。
相比普通的文字堅定，這件事的難點在于，分別用油畫筆刷寫字和用鋼筆寫字，就算是同一個人所留下的字跡，書寫習慣亦會有輕微的不同arol”這五個字母，樣本量又非常少。
筆記認定更加難做。
管家替安娜聯系到了幕尼黑的一位司法鑒定界很有名氣的老專家，告訴對方，伊蓮娜家族并不需要對方出具司法級的權威結論報告。
伊蓮娜小姐只希望對方能依據他多年從業經驗，給出一個主觀判斷——問題很簡單，寫“carol”這個簽名的人，和在日記本的照片上留下字跡的人，在您心中，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專家的回答也很嚴謹。
“很難，這很難說，二者的書寫工具完全不同，書寫材料也完全不同，字跡的特征點又這么少。我不能直接告訴您，這是一個人寫的，還是不是一個人寫的。我只能說，我在這個簽名上找到的三個字母的特征點，都在日記材料里找到了相應的對照。”
“所以您覺得是真的？”
“嗯，30％吧，如果您一定要求我做出回答的話，那么是的，主觀上，我相信寫下這個簽名的人，正是寫這本日記的人。但是客觀上，以如今的這個樣本量，我最多最多，也只有30％的把握。”
管家向安娜轉述了那位學者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