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好像在場的就我們兩個不是博士。”
“爸，只要你愿意，全世界所有的大學都愿意授予你博士學位的。”
李奕軒看著父親，言語中難免帶著些許可惜，畢竟父親本身就是一名科學家，他可以給予諾貝爾獎獲得者以啟迪，可是他自己卻沒有時間進行相應的研究。
“學術界還是非常在意doctor這一頭銜，但是……”
搖了搖頭，李毅安說道：
“我并不在意這個，頭銜并不重要，其實，這個……”
手指點了點報紙上關于楚友臣獲得提名的新聞，他說道：
“這個很重要，28年……”
在強調這個時間之后，李毅安接著說道：
“楚友臣用了28年進行理論研究，取得了化學理論上的突破，這是我們科研體制的成功。
在過去的28年中，沒有人催他要成果，要應用。這才是我們提供的科研環境，這個環境，并不僅僅只是金錢，更重要的是寬松的學術環境。”
提到寬松的學術環境時，他稍微頓了一下，說道：
“雖然我們看重科學的應用，但是我們不會為了應用而應用，如果我們，把科研切成一年一驗收的“項目盒飯”：中期檢查、績效評分、預算執行率，條條索命；論文、專利、轉化額，全部都量化。
結果最聰明的腦袋也被逼成“學術農民工”——年底沖kpi，只能做“填空題”，不敢碰“送命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那些諾貝爾獎得主可能連預實驗都撐不到：第一年沒出sci，就被取消資助；第三年沒申請到專利，課題組直接解散。”
讀大學的時候，李毅安曾目睹過那些“學術農民工”的生活，一般是青年學者，或者副教授以下在做科研。副教授以上主要是社交為主。
由于科研任務繁重，給予青年學者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做不出成果不但升不了教授，還要取消編制，等于淪為無業游民。甚至有青年學者面臨考核壓力選擇跳樓。
等做到了教授，要往上繼續沖各類帽子，就需要課題。
但問題是，課題是大佬們評審的。由于領導們也不懂科技，所以大佬說這個課題可行，才就能評上。
這個時候，拜會大佬有時候比鉆研科研更重要。而大佬的視野鎖死了科研的上限。
諾獎這種級別的獎項，一定是超級創新，也就是超出人的預見之外，包括大佬。
想到這，李毅安又說道：
“奕軒，你知道為什么這么多年，我一直堅持每個月至少舉辦一次青年學者沙龍嗎”
父親的反問，讓李奕軒沉思了一會，說道：
“是為了和他們進行學術交流，很多青年學者都提到過，在沙龍上他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提點和指引。”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一開始的時候，李毅安確實是抱著“偷渡技術”的想法創辦的“青年學者沙龍”，但是另一方面，他還有一個私心。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學閥，大佬。”
“什么”
看著一頭霧水的兒子，李毅安默默的點著一根雪茄，然后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