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
既然功侯們，都已經為了搞錢‘不擇手段’了，那自然也就不止局限于役使國人過律這一項。
旁的不說——就說當年，劉榮主持糧價平抑事宜時，跳出來唱反調的那些個功侯貴戚；
趕在那種關頭跳出來，跟即將獲立為儲的劉榮唱對臺戲，就算有館陶主劉嫖領頭，也無疑證明了他們的勇氣。
當年，劉榮第一時間還沒反應過來。
還當是這些功侯貴戚，都各自養了糧食商人，劉榮平抑糧價觸碰到了他們的蛋糕，所以他們才‘悍不畏死’的跳了出來。
后來，劉榮才慢慢反應過來：在當時，跳出來的那批功侯貴戚，并不是對劉榮平抑糧價感到不滿的所有人，而僅僅只是其中的代表。
事實上，凡是功侯貴戚——凡是有封國食邑，有租稅收入的功侯貴戚，便都對劉榮當年，以及長安朝堂每一次平抑糧價感到不滿。
原因也很簡單：徹侯拿到的封國租稅收入，和朝堂相府國庫拿到的農稅一樣，都是糧食。
再加上當今漢室，相府國庫收取的農稅，和徹侯勛貴收取的租稅一樣，都是根據實際產出按比例收取，也就是三十取一；
這就使得相府國庫的農稅收入、徹侯勛貴的租稅收入，都維持在一個相當穩定的數量級。
——關中行大畝，平均畝產大概也就是三石出頭；
尋常百姓擁田百畝，歲得粟三百來石，農稅也就是十石左右，除非是大災之年或大豐收，否則，上下浮動便會在一石以內，也就是九到十一石。
而徹侯尋貴的封國，無一例外都在關東。
關東行小畝。
相較于關中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的大畝，關東行寬一步，長一百二十步的小畝。
關東小畝的實際面積，僅僅只有關中大畝的一半。
耕地面積為一半，糧食產出，自然也就要少一半。
不過，由于關東地區的氣候條件——尤其是黃河以南地區的氣候條件，比關中要稍稍優越些，便使得行小畝的關東地區，糧食畝產也能達到兩石左右的水平。
這也就是說，在關東，同樣擁田百畝的百姓農戶，辛勤勞作一年，得粟不過二百來石。
農稅三十取一，二百來石的糧食產出，農稅便是七石不到，六石到七石之間的水平。
而且這個數字非常穩定。
很難有大的提高，且只要沒有爆發戰爭或洪澇災害，便也很少會有明顯的下降。
這就導致了功侯貴戚們，每年所得到的封國租稅收入，幾乎都是恒定的：每戶食邑，貢獻租稅七石左右。
一千戶食邑，也才七千石，萬戶食邑也才七萬石。
前文提到，功侯們無論是為了遠大志向，還是為了家族的長盛不衰，都不得不盡可能留在長安；
而常居長安的高昂成本，又絕非功侯食邑所帶來的封國租稅所能覆蓋。
所以，除了租稅這一細水長流、時代傳承的穩定收入外，功侯們還會無所不用其極的，找其他門路‘撈偏門’。
但撈偏門，卻并不意味著功侯貴戚們，就不把自己的封國租稅當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