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陳一鳴反復考慮之后還是決定再坦誠一些，以二次創作為由剪裁歷史的做法，無異于指責余教授“你又不懂拍電影”，簡直是無賴行為。
前世的名導們有底氣把戰史專家當擺設，肆意放飛自己的藝術創造力，陳一鳴可不想這么干。
他深吸了一口氣，最后調整了一下措辭，這才開口答道。
“各位老師，我是個新人導演，思想浮泛認知膚淺，自認為只夠格拍一個年輕主角。
劇本里主角的成長，其實就是以我自己的經歷為模板的。
我承認余老師的意見更符合歷史原貌，那個時代的新兵，經過人民軍隊的洗練鍛打，一定會有脫胎換骨的變化。
肯定會有反例，但放大到一個群體，必然是昂揚向上的大趨勢，因為人是會被環境帶動的，不如此不能解釋我們在半島取得的偉大勝利。
不過從導演的本職出發，我也必須實話實說，《1951》所要服務的受眾，首先不是在座的各位老師，而是普通的華國觀眾，尤其是30歲以下的年輕觀眾。
他們，才是當前階段國產電影的主流受眾。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把自己代入到電影里的劉東君身上時，是沒辦法理解余老師所指的那種‘脫胎換骨’的。
我是沒當過兵打過仗，但我經歷過集體生活，我相信大部分年輕人跟我一樣，代入主角時都是通過集體生活來移情。
舉個例子，可能不太恰當，但相對貼合我這一代年輕人的記憶。
我上學時在東北，每年冬天都會組織中小學環城接力跑活動，要求每個班級出10個人。
零下十幾度在外面跑步，還要比積分排名次，策劃活動的人可能很得意，但是具體執行活動的學校，從老師到學生全都怨聲載道。
然后這10個參賽選手是怎么選出來的呢？
我所在的班級，1個是體育委員，1個是校體育隊的，他倆屬于無從推托那一類。
2-3個是主動報名的，至于動機各不相同，我了解過的有追女孩子、出風頭、報給老師看、想當班干部，反正與集體榮譽無關。
剩下的名額，分組抓鬮，誰倒霉誰上。
我個人的感受，所謂的集體榮譽，只有在開校運會時能令我有所觸動。
不過也僅限于當啦啦隊加油的時候，像我這種四體不勤的，真讓我為了班級榮譽去跑3000米，也還是不肯的。
一個人的三觀源于他的認知，我去構思劉東君這個人物時，不可能不融入自己的三觀。
他在我最初的想象中，是個什么形象呢？
大概就是劇本開頭持中略正的樣子。
因為我接觸過的集體，成員的品性就是這么分布的，特別無私與特別自私的屬于極個別，漠不關心的小部分，隨大流的一部分，一般熱愛的大部分。
如果提煉一下當代部隊新兵的典型形象，積極性主動性肯定要比學生強一些，但一定強得有限。
畢竟再封閉的集體，也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環境的影響。
戰士們抗洪救災不畏艱險不眠不休，不等于他們在干活兒間歇不叫苦不抱怨，也不等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不發牢騷。
這是一個導演必須面對的現實，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主創要讓故事的邏輯，符合觀眾的心理認知。
而不是反過來，指著電影跟觀眾說，真實歷史就是這樣的，不理解是你內心陰暗無知淺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