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內死寂一片。
巴東王陰默不語。
良久，孔長瑜開口道：
“若有預謀，則必有兩個前提。一、我們的計劃已經被偵知。二、偵知者能調得動永寧太守，讓他賭上自己的身家，派兵越境。這個調兵的人是誰？是王揖嗎？王揖雖為臺使，有查問蠻案之權，但卻無權調動州郡兵馬，除非......”
孔長瑜沉吟不言。
陶睿續道：
“除非天子另有密詔。不過，這也說不太通，若天子果真提前偵知我等之謀，那只需出其不意，讓王揖借傳旨之機，收了王爺的印綬符節，再監送回京；又或者詔典簽出典簽令狀，會同司馬、咨議參軍，直接奪了王爺兵權，鎖閉王府。不會到現在都沒有動作，只是派永寧軍去解個圍，然后便偃旗息鼓，這有些說不通。
更何況州部之中，分刺史之權者首推長史、司馬，如果朝廷疑王爺，那拿掉劉寅的同時一定會任命強長史（強力）以攝軍府，甚至直接代王爺行州府事。可如今遲遲不補長史之缺，反而由王爺兼起長史與江陵太守之任，實在不像朝廷疑藩王的做派......”
孔長瑜點頭：
“我想不通的也是這點。不直接奪兵權或許是擔心不能成功，激起兵變；又或者是現在還沒有確鑿證據。但不速補長史，反而以王爺兼署，這說明朝廷對王爺還是信任的。如果天子真的知道荊州通蠻之事，豈會如此處置？
又或者是天子本不知道，而是王揖入荊州之后才有所察覺，這倒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沒有天子詔，王揖也調不動永寧軍。難道天子暗授王揖臨機處置，便宜調兵之權？可王揖并非天子心腹之臣，往日里亦不見其如何受倚信，天子豈能將如此重柄，輕易與人......”
陳啟銘突然吸了口氣：
“會不會王揖背后站的不是天子，調永寧軍的也另有其人，比如說......東宮？”
陶睿斷然道：
“不會。陳先生或不曉朝廷體制，兵者國之大事，調集征發，其制甚嚴。所謂敕不擅行，詔不獨發，便是天子御筆，也不能只憑一紙詔書便調出郡兵，必得符節相配而后可。至若中詔四印交輝，方成王命；三司共驗，始得奉行。東宮權勢再盛，然既非州部，又非臺省，根本不可能調動得郡兵。
即便張玨是東宮私黨，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受太子私命，興兵越界。這是大忌！一旦事發，太子、張玨，并是擅權亂政之罪！若太子果真已經收服了張玨，而張玨又是唯太子之命是從，那也該潛鋒斂鍔，待時而動，豈會為救一個王揖，便貿然動兵，自曝其謀？
東宮若真知我等謀劃，大可坐觀我屠盡使團，再以我等之罪上告天子，不是更妙？何須私調永寧軍，徒惹猜疑？陳先生所言雖奇，卻不合道理。”
陳啟銘知陶睿素來輕視自己這等寒人（意即卑庶，非寒門有“門”，亦非寒士可稱“士”），嘴上稱一句“先生”，但開口閉口都是“先生不曉朝廷體制”、“先生未諳衙司故事”、“此是典章常例，先生或未深究”
一個沒落門戶而已，正經世家中都排不上號，偏在這兒充什么貴族，真是可笑。
陳啟銘心中腹誹，面上一副恭敬神情，欠身道：
“原來如此，在下受教。只是在下以為，世間之行，不能盡以常理度之。天下事，有‘理之所無，勢之所有’者；有‘局外難窺，局中自明’者；又有‘逆常而行，反得其利’者。今日之事，不合經而合權，不中理而中利，可乎？”
陶睿笑了笑：
“陳先生辭采粲然，我不及也。不過敢問先生，東宮冒險調兵，利在何處？”
陳啟銘稍一遲疑道：“利在護王揖。”
陶睿又問：“護王揖之利，與私調兵之害，孰重？”
陳啟銘不能答。
陶睿不再看陳啟明，面向巴東王，聲音堅定：
“下官以為，若張玨出兵，乃由預謀，則調動張玨之人，必非東宮！”
巴東王聽著下屬爭論，指節緩緩叩擊著太陽穴，見首啟爭端的郭文遠反而一言不發，便問：“郭先生怎么不說話？”
郭文遠不疾不徐地一拱手：
“在下愚鈍，實在無法推知張玨背后之人，也無法判斷張玨追賊之事真偽，但在下以為，這都不重要。”
巴東王皺眉：“怎么說？”
“定策之初，在下說過，‘我等做賊，當計最壞，而不可計之僥幸’，今日在下重提舊話，愿王爺從此刻起便做最壞之打算，著手準備應變。”
“此言甚是，臣附議。”
“臣附議！”
“下官附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