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至此立國已有一百多年，制度已經規范，人才儲備豐富，對于中央要司的官員素質要求有所提升，這難道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嗎？
或者說，李林甫同樣無學術，還不是安安穩穩做了這么多年宰相，文人又何必搞什么學歷歧視！
前文已有論述，李林甫的家世讓他從出生伊始便開始接觸這些人事，甚至這些人事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年耳濡目染下來，如果連基礎的政務處理都還不合格，那他就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智力不行！
開元天寶時期一大批財政和事務性人才陸續受到重用，這其中尤以宇文融最為具有標志性，以至于有開元一朝言利得幸始自宇文融。其后的財政型官員楊慎矜、韋堅、王鉷、楊國忠等，也都被認為是踵其跡而出。
恰好開元政壇又有以張說、張九齡為首的文人群體異常活躍，兩類身份之人在政壇當中難免會產生利益的碰撞與權力的摩擦。但引起他們產生矛盾與斗爭的深層和根本原因，絕對不是所謂的文學與吏治。
這些所謂的吏治人才當中，除了宇文融、裴耀卿他們的改革和所推動的事情是真真正正觸及到社會根本問題，對國力與社會有著整體性的推動與改善之外。其他的有一個算一個，路都越走越歪，多以盤剝為能，只會賄上求寵，他們根本不配跟宇文融、裴耀卿混為一談。
把這些人引入吏治概念之下，去討論文學與吏治之爭，既是對文學的侮辱，也是對吏治的侮辱！
再來說文學，這派觀點認為太平盛世中君主好大喜功，往往要粉飾文治。
這無疑也是非常狹隘的，將文治當作君主個人出于功業欲望而推動的事業，完全沒有提及文治對社會整體帶來的改善以及對意識形態建設不可取代的推動作用。
我們要先了解一個情況，何謂盛唐？盛唐這個概念首先是用來描述唐代的詩歌文學等各種文化的豐碩成果，而后才漸漸兼具了史學概念。
在隋唐大一統帝國形成以前，是持續幾百年的南北朝大亂世，社會長期處于分裂動蕩之中，自然也就談不上所謂的文治。
所謂的經史義理，士族家事而已，文化得不到廣泛的傳播，普通民眾也很難順利接觸到文化。當然在當時巨大的生存壓力面前，獲取文化也并非一個迫切的問題。
但是隨著隋唐帝國完成統一，文化的正本溯源、匯總整合以及廣泛傳播，也是政權中樞不可回避的責任。而在這當中，盛唐開元時期以集賢學士為代表的修書活動也是持續時間最長、成果最為卓著的一個時期，不只在唐代，在整個古代史當中都具有非凡的意義，真正的讓士族家事成為普世之學。
張說長期擔任集賢學士首領，本身又文化素養極高，在當中自是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文學與吏治之爭這種觀點卻把張說及其行為解構為招攬詞學之士、進行朋黨之爭，對于盛唐文治最核心也最基本的內容欠缺必要的表述。
相較于古人所推崇禮法之類舊說，后人對于文化和意識形態給一個群體、一個政權所帶來的改變與影響感受無疑要更加的深刻與直接。
后世因為意識形態被解構、崩析所引起的社會動蕩甚至戰爭，幾乎沒有停息過。所以對于開元文學，也要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
開元文治是一個集體共同努力所達成的成就，包括但不限于這些中央文人，諸如李白、孟浩然這些在野之士同樣也作出巨大的、甚至不遜于體制中人的貢獻。
張說所作出的貢獻或許并非無可取代，也可以是李說、王說，但無論誰說，只要引導并推動了開元文治的輝煌，無疑都是值得褒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