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話太重了，其它小弟不能當沒看到，紛紛上前一步，圍攏過來，給自己兄弟撐腰。孫哥不能不罩小弟，否則他以后也沒辦法混，只能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拿出老大的架子，反問道：“你要敢動手，怕是沒辦法善了。”
“什么意思？”伏見鹿反問。
“我們這么多人，一人一刀，你頂得住么？”小弟威脅道。
“孫總也是這個意思么？”伏見鹿緩緩拉上公文包拉鏈。
孫哥莫名有不好的預感，后背直冒冷汗，皮膚起了雞皮疙瘩，以往他遇到要命的事，都會有這種直覺——此時此刻，他的直覺格外強烈。
“不是不是，咱們有話好好聊，法律上的事情您是專家，我不插嘴。”
說完，孫哥給了小弟一個眼神，示意他閉嘴，隨后請伏見鹿繼續說。
伏見鹿并不介意，他翻開案件卷宗和法庭下達的文書，順著民事糾紛和刑事案件之間的區別繼續往下說：
“據我所知，民事案件原本應當要比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低很多，但在實踐中恰好相反，很多民事案件的證據鏈能夠嚴絲合縫，而很多刑事案件證明標準非常低，證明門檻也非常之低。”
“按說民事和刑事的證明標準是不一樣的，刑事案件關乎到一個人是否定罪、是否量刑以及判什么刑，是國家機構在合法的行使公民賦予的暴力，如此嚴肅的裁決，證明標準卻非常非常非常之低。”
“辦案人員和公檢法都具有濃厚的主觀歸罪的辦案思維，孫總如果想要開庭打無罪，他們就會居高臨下的認為您就是有罪的。”
“比如說警察在訊問孫總的時候，曾經說過‘你說你無罪，那你怎么證明自己無罪’，這句話就具有濃厚的主觀歸罪思維。”
“按說孫總是否有罪，應當由警察來證明您有罪，而不應當由孫總來證明自己無罪。”
伏見鹿說到這，源玉子很想插一嘴，她想要反問‘為什么不在法庭上指出這一點，由法官對此進行公正裁決’。
沒等她問出口，伏見鹿就說出了原因：
“再比如孫總即將面對的法官，在開庭過程中，很有可能會直接充當第二公訴人的角色……依照他過往的習慣，對方大概率會問‘你說自己無罪，那為什么那么多人指控你犯罪，而不去指控別人’，亦或者問‘你說自己無罪，那你怎么證明自己無罪，為什么他們指控你而不指控別人’……”
源玉子聽明白了，感覺法官有點像她的小學老師，遇到學生打架，就會質問犟嘴的家伙：‘一個巴掌拍不響，為什么他打你不打別人？’
念及至此，她總算有點明白了，為什么伏見君總是跟個訟棍一樣，拿法律當武器攻擊別人……現在想想，可能是因為他受過太多委屈了吧？
孫哥聽著聽著，就感覺這案子好像有點不好辦了，他顧不上牌桌里還躺著一具尸體，忍不住追問道：“那檢察官怎么說？”
伏見鹿又推了推眼鏡：“檢察官有指標的，他只會讓你認罪認罰，只要你認罪認罰，那就什么都好說；你要是不認罪認罰，那就給你加重量刑。”
“怎么會這樣？”源玉子終于忍不住插嘴了。
她對法律的信仰非常虔誠，可對于法庭上的辯護、案件的審判過程、檢察官與當事人的協商……這些她統統都不了解。
唯一了解的，也只有跟平櫻子一起學習的那些法律條文。
伏見鹿并不在意她插嘴詢問，主動解釋道：“一方面是法庭工作量壓力巨大，法官要審理的案子比你想象中的更多，其次是因為在我們的刑法規定中，有大量容易讓公檢法人員主觀歸罪的表述。”
“比如說，什么叫「明知」，什么叫「應當知道」，什么叫「知道」，什么叫「情節惡劣」，什么叫「數額巨大」，什么叫「情節嚴重」，什么叫「情節惡劣」……刑法中充斥著大量模糊式的表述，使得辦案人員和他們內心的主管規律的辦案思維能夠形成一體，完成邏輯自洽。”
“所以刑事案件由于存在大量的模糊式表述，加上辦案人員濃厚的辦案思維，導致現在刑法中很多案件以「是否明知」作為辦案依據。”
“比如說「掩隱」，比如說「幫信」，比如說「合同詐騙」等等，幾乎所有故意類犯罪，在如何判斷行為人明知這個問題上，都主要依賴于口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