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認為日軍不可能傾巢而出，把側面和后背都讓給國軍六戰區，所以他料定了橫山勇最多能動用五個師團的兵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日軍十一軍的這幾個主力師團，他都有交過手，特別是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幾乎給予了其中三個師團毀滅性的打擊，這在他看來，以往日軍的壓倒性優勢已經是不復存在，九戰區的部隊足夠能和他們勢均力敵、旗鼓相當。
孫玉民也清楚，薛岳并不會把自己的忠告全然牢記于心，這中間就是因為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大捷，還有去年底的常德會戰，給予了他盲目的自信：六戰區尚且能如此重創日軍，我九戰區盡是國軍精銳，日軍能奈我何；五十八師一個師就能擊斃如此多的日軍，更何況九戰區聚集著數十個師，且此戰五十八師還是從我九戰區調過去的。
若想讓薛岳明白事情的嚴重性，在目前來看，真的很難很難，孫玉民也當真并沒有太好的辦法。他只能借用常德會戰的戰例，來做最后的勸說，如果薛岳仍是固執己見，那也是無可奈何。
“薛長官，自從冢田攻命喪安徽之后，接替他擔任日軍十一軍司令官的橫山勇上任之后，武漢的日軍就不能再以前面兩年的眼光來看待了。”孫玉民的話雖然是在說鬼子，但還有著隱喻“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的意思，薛岳還沒和橫山勇交過手，自然不會知道這個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日軍中將，相比起他的三個前任園部和一郎、阿南惟幾和冢田攻來說，那可不是厲害一星半點。橫山勇出生在日本東北的千葉縣，是橫山新治陸軍大佐的長子，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1927年從德國軍校留學回來以后，先是在大本營參謀本部任職，1932年被調往關東軍，七年之后的1939年9月12日，被任命為關東軍第1師團師團長。他履任第一師團師團長之時，正值諾門坎事件接近尾聲，關東軍第6軍的慘敗給了他極深的震撼和警告。當時他面對的不僅是友軍的失利，其所部第1步兵聯隊和其他3個步兵聯隊所轄的速射炮中隊也投入了這次戰役，并且遭到了一定的創傷。由于此次戰役的惡劣結果導致日軍不敢輕易向蘇軍發難，也使得橫山勇在師團長的崗位上一直就是制訂師團對蘇作戰預案、訓練士兵和完善孫吳地區筑壘地堡的設施，聞名遐邇的關東大堡壘，大部分都是出于他的手筆。1941年10月，橫山勇出任關東軍第4軍司令官，是該職務上的第四任。1942年12月22日，橫山勇接到了調往南方的命令。這還得虧了孫玉民的“助攻”，正是他的好兄弟劉文智擊落了第11軍司令官冢田攻大將的座機，讓鬼子大將命喪大別山，他才得已接任十一軍的司令官。和園部和一郎的驕橫、阿南惟幾的死板、冢田攻的短命不同，橫山勇經過在關東軍中的歷練，養成了極為謹慎小心，也極度兇狠的脾性，這一點從常德會戰中就能看出來。
“光一個橫山勇，就能夠把十一軍的戰斗力提升一個臺階？玉民，你覺得可能嗎？”薛岳嘴角浮現出了輕蔑的笑容，他倒不是小看和譏諷孫玉民，而是對于這個尚未交過手的對手的不屑。
“能！”孫玉民回答的斬釘截鐵，雖然他明知道這句話薛岳其實不是在問詢，可是他還是要逮住這個問題，把常德一戰剖析給薛岳聽。
“能得到我們的常勝將軍如此夸贊的敵人，想必這個橫山勇定有過人之處，我倒想聽聽你的說法。”薛岳不是個極度自負的人，這也是孫玉民愿意苦口婆心勸說他的原因。
“薛長官，去年的常德會戰，您應該還記憶猶新吧？”
“當然，雖然這仗是六戰區所打，可參戰部隊是從我九戰區調過去的，怎么可能不記得。”薛岳一直對陳誠頗有怨言，雖然他是接替陳誠的位置出任九戰區的司令長官，所用的部隊包括十九集團軍和十二軍在內，都是陳誠土木系的部隊，本應要感激才是，可九戰區的除了他的嫡系外，只剩下了川軍楊森和王陵基的兩個集團軍，而陳誠現在是六戰區司令長官，但九戰區的精銳部隊實際上他都能控制住，這讓身為九戰區司令長官的薛岳情何以堪。
“我們不討論咱們國軍部隊的戰法，只單單說說橫山勇這一仗，所表現出來的和以前十一軍不一樣的東西。”薛岳不想提及陳誠，孫玉民當然不會犯這個低級錯誤。
“日軍之所以要攻占常德，是因為常德是湘西地區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與東部的長沙相對，是國民政府補給命脈所在。占領了常德，東南可監視長沙、衡陽，西方可顧及四川東部，成為足以威脅重慶的戰略要沖。”孫玉民說道：“自第一次長沙會戰開始，不管是日軍十一軍的司令官，還是日軍大本營，從來都沒有看到過這一點，但是橫山勇上任的第一場大仗，就是攻擊常德，由此可見其人的戰略眼光非同一般。”
其實橫山勇上任的第一仗并不是常德會戰，而是鄂西會戰，只不過相對于常德會戰來說，知名度不是很高，孫玉民故意有意識地選擇“遺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