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前浮現出了常德會戰五十八師浴血奮戰的場面，腦海里也騰起了橫山勇這個人的形象，再一對比現在薛岳無知的自信，讓他突然間產生了非常不好的預感，或許此戰將是自己從軍以來，面對最為殘酷和困難的一戰，自己的十二軍，自己的那些兄弟們，在此戰過后，還能留下多少人呢。或許自己真的應該把部隊帶出去，哪怕是去到六戰區，去到陳誠手下，也會比在湖南拼光要好的多吧！
或許是對手之間的惺惺相惜，又或許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一般，在孫玉民和薛岳交談的時候，遠在武漢的橫山勇此刻也在面見把司令部遷至武漢，親自指揮的日軍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
“橫山は、今回の1號作戦は、湖南が最も重要な一環で、あなたの十一軍の連覇のニュースを見ています。”（橫山中將，此次一號作戰計劃，湖南是最為重要的一環，我希望看到你十一軍連戰連捷的消息。）
“司令官閣下，私はあなたを失望させません!”（司令官閣下，我不今回の湖南戦では、私は、広東の鉄道を通過するだけでなく、中國軍の最精鋭の十二軍と七十四軍を壊滅させて、孫玉民と施の中の誠の血で戦沒した十一軍の帝國勇士を祀ることになる。會讓你失望的！）橫山勇鞠了個九十度的躬，自信滿滿的說道：“今回の湖南戦では、私は、広東の鉄道を通過するだけでなく、中國軍の最精鋭の十二軍と七十四軍を壊滅させて、孫玉民と施の中の誠の血で戦沒した十一軍の帝國勇士を祀ることになる。”（這一次的湖南戰事，我不僅會把粵漢鐵路打通，而且還要消滅掉中國軍隊最精銳的十二軍和七十四軍，用孫玉民和施中誠的血來祭奠陣亡的十一軍的帝國勇士。）
薛岳認為日軍不可能傾巢而出，把側面和后背都讓給國軍六戰區，所以他料定了橫山勇最多能動用五個師團的兵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日軍十一軍的這幾個主力師團，他都有交過手，特別是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幾乎給予了其中三個師團毀滅性的打擊，這在他看來，以往日軍的壓倒性優勢已經是不復存在，九戰區的部隊足夠能和他們勢均力敵、旗鼓相當。
孫玉民也清楚，薛岳并不會把自己的忠告全然牢記于心，這中間就是因為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大捷，還有去年底的常德會戰，給予了他盲目的自信：六戰區尚且能如此重創日軍，我九戰區盡是國軍精銳，日軍能奈我何；五十八師一個師就能擊斃如此多的日軍，更何況九戰區聚集著數十個師，且此戰五十八師還是從我九戰區調過去的。
若想讓薛岳明白事情的嚴重性，在目前來看，真的很難很難，孫玉民也當真并沒有太好的辦法。他只能借用常德會戰的戰例，來做最后的勸說，如果薛岳仍是固執己見，那也是無可奈何。
“薛長官，自從冢田攻命喪安徽之后，接替他擔任日軍十一軍司令官的橫山勇上任之后，武漢的日軍就不能再以前面兩年的眼光來看待了。”孫玉民的話雖然是在說鬼子，但還有著隱喻“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的意思，薛岳還沒和橫山勇交過手，自然不會知道這個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日軍中將，相比起他的三個前任園部和一郎、阿南惟幾和冢田攻來說，那可不是厲害一星半點。橫山勇出生在日本東北的千葉縣，是橫山新治陸軍大佐的長子，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1927年從德國軍校留學回來以后，先是在大本營參謀本部任職，1932年被調往關東軍，七年之后的1939年9月12日，被任命為關東軍第1師團師團長。他履任第一師團師團長之時，正值諾門坎事件接近尾聲，關東軍第6軍的慘敗給了他極深的震撼和警告。當時他面對的不僅是友軍的失利，其所部第1步兵聯隊和其他3個步兵聯隊所轄的速射炮中隊也投入了這次戰役，并且遭到了一定的創傷。由于此次戰役的惡劣結果導致日軍不敢輕易向蘇軍發難，也使得橫山勇在師團長的崗位上一直就是制訂師團對蘇作戰預案、訓練士兵和完善孫吳地區筑壘地堡的設施，聞名遐邇的關東大堡壘，大部分都是出于他的手筆。1941年10月，橫山勇出任關東軍第4軍司令官，是該職務上的第四任。1942年12月22日，橫山勇接到了調往南方的命令。這還得虧了孫玉民的“助攻”，正是他的好兄弟劉文智擊落了第11軍司令官冢田攻大將的座機，讓鬼子大將命喪大別山，他才得已接任十一軍的司令官。和園部和一郎的驕橫、阿南惟幾的死板、冢田攻的短命不同，橫山勇經過在關東軍中的歷練，養成了極為謹慎小心，也極度兇狠的脾性，這一點從常德會戰中就能看出來。
“光一個橫山勇，就能夠把十一軍的戰斗力提升一個臺階？玉民，你覺得可能嗎？”薛岳嘴角浮現出了輕蔑的笑容，他倒不是小看和譏諷孫玉民，而是對于這個尚未交過手的對手的不屑。
“能！”孫玉民回答的斬釘截鐵，雖然他明知道這句話薛岳其實不是在問詢，可是他還是要逮住這個問題，把常德一戰剖析給薛岳聽。
“能得到我們的常勝將軍如此夸贊的敵人，想必這個橫山勇定有過人之處，我倒想聽聽你的說法。”薛岳不是個極度自負的人，這也是孫玉民愿意苦口婆心勸說他的原因。
“薛長官，去年的常德會戰，您應該還記憶猶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