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復雜的分工社會當中，必然會有難以監督的機構。”馬哨說，“對現在的阿帕奇來說，我就是這個機構。”
抬頭紋雖然早就被馬哨潛移默化地灌輸了很多類似的觀念，但聽到這個論斷，仍難免有些難以接受。
“這真的……不可避免嗎？”他不禁問道。
“不可避免，或者說避免它的代價不可承受。”馬哨說。
“怎么避免？”抬頭紋又問。
馬哨：“只要讓社會退化就行。如果每個人都從事最簡單的、自給自足的工作，老死不相往來……沒有社會分工合作，沒有公共利益，自然也就不必有監督了。”
停頓了一下：“所以，對于一個可以監督其他所有人卻很難被其他人監督的‘終極監督者’而言，保證社會不退化是最基本的底線。”
“進一步講，如果一個機構能夠成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那么他就是天然的、必然的終極監督者，誰也不能撼動他的地位。”
抬頭紋若有所思：“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馬哨補充道：“這是個重要思想。”
發展就是合法性。
聽上去，這更像是一種工程師思維。
但政治本該如此，相比之下，用數學家的思維去理解政治，才是荒唐。
馬哨大概還記得，高中的數學教科書曾把《獨立宣言》當做公理化思想的一個例子來講。
當然，這東西考試不考，所以大多數學生不知道，大多數老師也不知道。
馬哨是知道的。
但他并不認可。
他不認可《獨立宣言》的這種做法，或者說歐美人的政治理念。
這種理念，簡單來說就是認為政治可以像數學一樣完美，甚至是脫離于現實。
但數學本身并不完美，它也有缺陷，而且這種缺陷是根本性的，是人類自身甚至是宇宙的缺陷。
同時，數學可以脫離現實，任憑公理在邏輯的世界里自由延伸，但政治絕不可如此。
因此，這種在西方人中十分盛行的政治觀念注定是一種妄想，它將為政治帶來災難。
后世的美國已經逐漸印證了這點。
《獨立宣言》里，那些道貌岸然的政治公理，最終只能推理出訟棍和白左的繁榮，而不能得出任何實質的公義。
兩人的探討似乎有些詭異。
抬頭紋的提問就像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尖銳質疑，但事實上兩人都沒有感到什么緊張。
因為馬哨骨子里始終是個老師，而且是個優秀的老師，他把師生關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討論的內容逐漸偏離了初衷，變成了數學。
抬頭紋又問：“任何公理系統都有不能證明的東西……這是真的嗎？”
“公理自身不就是嗎。”馬哨隨口道，沒有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