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書是中國語言漢字的科學文字學和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有幾個方面能夠說明其重要性。
首先它是之后數千年的讀書人，解讀五經的門鑰匙，以字典的體例解釋了書中的每一個字。
其次是字型，許慎出于嚴謹治學之目的，盡他當時的能力，去盡量找到每一個字最古老的形態。
其中包括了孔子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里的“蝌蚪文”；西周史籀篇里的籀文，秦朝有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里的正篆，還有西漢爾雅、凡將篇、急就篇、元尚篇、訓纂篇、方言；東漢滂熹篇；以及從山川上碑刻和鼎彝上的銘文。
這就為華夏文明保留下了當時所知的最古老的文字體系。
更加寶貴的，是該書為我們保存了大量的古音資料，對于漢語語音史的研究，特別是上古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
上古音研究所能夠依據的材料主要有兩種第一是詩經等先秦文的押韻情況，第二就是說文的諧聲。
根據先秦韻文用韻的實際情況來歸納上古韻部，所得出的結果雖然比較可靠，但是，一方面，這樣歸納出來的結果還需要其他方面的材料來檢驗，另一方面，由于上古韻文的入韻字有限，要論定每個漢字的古韻部居，光憑韻文的材料還是很不夠的。
這就需要利用說文的諧聲系統來加以驗證和補充。
說文有七千多個形聲字，可以從中分析出一千多個諧聲偏旁。
同一諧聲偏旁的字雖然后世讀音很不相同，或聲有轉移，或韻有更改，或聲韻俱失；但上古造字之時，讀音則是相同的。
因此，說文的諧聲同先秦韻文的押韻一樣，也都反映了上古音的基本面貌，兩相結合，就能夠大致還原出古音的讀法。
當然隨著科學手段的引入，如今周至正在研究的方言，其實也是第一手的資料。
而周至認為許慎還有一條非常重要的貢獻，那就是他值得任何學問的研究者所效法的治學態度和治學思想。
首先是“博采通人”“信而有征”。
說文解字于世間萬物無所不包，許慎采取的方法就是“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
咸宗成說，皆有出處，是為信；
萬物咸睹，靡不兼載，是為征。
翻譯過來，就是論據的準確，可信，詳實，全面。
二是“聞疑見疑”，“不知蓋闕”。
許慎說文解字均據舊文，如果舊文自身出現了解釋上的差異，能夠辨明的，就加以辨明；不能辨明的，就將之并存；如舊文所無，或有所不知，則寧愿讓它空缺著，也絕不胡亂解讀。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并列爭議，留與后人。
這是一個相當嚴密科學的編纂思想體系。許慎將之定義為“本立而道生”。
先從理論上就立于不敗之地，之后才能奠定其絕對崇高的地位。
第三是靈活，雖然許慎采集了許多的古字，但最終選擇了“小篆”這一可以通達“古籀”的文字，為說解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