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于季節的區分，從甲骨文中來看，商代一年只有春、秋兩季。卜辭中多有“今春”、“今秋”，也就是今年的意思，這與農業生產有密切的關系，就是春種，秋收。
以春秋來表示一年，這種方法直到西周以后的諸侯國還在使用，著名的編年史《春秋》，其書名就來源于此。
但是這里的春，秋，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的史書里記載可能是不一樣的。
夏、商、周三個朝代都有自己的官定歷法，可以簡稱為“三正”。這三者主要區別在于歲首不同。
到了東周，處于春秋戰國時代，各個諸侯國使用自己的歷法成為時尚。
所以容庚曾在《商周彝器通考》舉例西周紀年，皆統于王，故云唯王某年某月。春秋以降，有用各國紀年者，如《厄公簋》云“唯厄正二月初吉乙丑”。《鄧公簋》云“唯鄧九月初吉”。
在王年的問題上，“唯王某年”則肯定是敘述西周的王年。
不然那就有可能發生
《春秋·隱公六年》記載“冬，宋人取長葛。”，然而在《左傳》中出現的記載卻是“秋，宋人取長葛。”
再如，《春秋·僖公五年》說“春，晉侯殺世子申生”，同一事件出現在《左傳》中卻成了“十二月”。
其原因就在于魯國用周歷，所以《春秋》也用周歷紀年。當然也不能說《左傳》使用的紀年方法發生了錯誤，只不過它用的是夏歷而已。
這就是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各國使用不同的“三正歷法”，獨立紀年的現象。
這些對周至和安春佳搞的甲骨貞辭編年體系來說并不重要，但是對于商后青銅器而言，對于宋主任想搞的項目來說，可就非常重要了。
還是回到甲骨體系，商代的年，在甲骨文里叫做祀，商王要根據不同的時間舉行各種不同的祭祀。祭禮過完一遍，一年的時間也就過去了，所以用祀來代表年。
因此歷史典籍里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在甲骨文里也得到了驗證，晚期卜辭中多用“唯王二祀”、“唯王八祀”的說法，只要是出現了“祀”，那就肯定是采用殷歷的甲骨。
這也成了后世“年號”用法的初始，相當于“某王二年”、“某王八年”，對后世修史的的指導意義非常重大。
雖然沒有明顯的四季之分，但是殷人的年時定義卻是從冬至日開始的，因此從其觀察天象、歷法的周密來看，應該知道分至的，否則間月無法安排。
因此這套體系還是非常復雜的，不是簡單按干支定好套入公元幾年就完事兒的，涉及到近千年的歷史當中的各種偏離和修正。
周至和安春佳這套體系是基于甲骨文來搞的，如果想要實現宋主任的目標，夏朝暫時不去說它，但是周代的青銅銘文，肯定也得納入到這套體系里邊來。
之前說了，彝，是青銅禮器的通稱，所以青銅器上的銘文，又叫做“彝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