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代的彝銘上看，殷商時代的歷法使用的是干支、月份、時王祭祀年相結合的方法。這一紀年方法究竟屬于黃帝歷、顓頊歷、殷歷中的哪一種歷法，目前還難下判斷。我們本著歷法和朝代相一致的大致模式，將其劃定為殷歷。
著名的《戍嗣子鼎》中出現的紀時彝銘“甲子……才十月又二……唯王廿祀。”這里的“唯王廿祀”是指某代商王即位后的第二十次大祭祀祖先之年。
再看《二祀其卣》中出現的紀時彝銘“丙辰……才正月……唯王二祀。”這里的“唯王二祀”是指某代商王即位后的第二次大祭祀祖先之年。
這兩段銘文的重要性在于其先后順序，由此可見，一般情況下，商代紀日之法乃是先日、次月、后年。
為此，郭沫若的《殷契粹編》一書里，還特意提到過一段卜辭癸丑卜。貞今歲受年弘吉。才八月，唯王八祀。
這里很典型地同時出現“歲”“年”“祀”三個字。但很顯然，只有“祀”，在這里才表示歷史紀年的含義。
因此，一般來說，只要彝銘中出現“唯王某祀”的記載，大多可以肯定其出自商代。
這一紀年方法到了西周時代就逐漸演變成了唯王某年、月份、月相、干支的周代紀時方法。
當然，有時月和年的順序偶爾還是會顛倒的，有些場合，年和月甚至都被省略了。
還有就是殷人雖然崇尚鬼神，但是大規模的祭祀祖先活動卻是以年為單位進行。一般其廟號會和忌日相結合。
例如某彝銘中的十二月甲子日，正是用來祭祀祖甲的。這樣的情況還不是偶然。
甲子日祭祀祖甲，則祖“甲”的得名顯然和“甲”日的祭祀活動，有著直接關系。
因此甲骨文中的紀年，又可以和商王世系的活動年表參照起來了，這無疑也為貞卜編年提供了一項非常有利的側面證據。
總體來說，商代的紀時彝銘還是比較好理解的，日干、月份、王年三者很清楚明白，至少西周紀時的彝銘中復雜的月相問題，在殷商時代還不是主流和核心。
因此周至和安春佳兩人搞出來的編年體系里，就還缺乏月相圖這一部分，要讓系統滿足宋主任提出項目的要求，就需要繼續擴大標簽種類。
但是大的方法論已經確立并且行之有效地實踐過了，剩下的只是擴展和豐富，最難的階段其實已經被克服了。
尤其甲骨貞卜和青銅彝銘同屬大篆體系，這就是宋主任特別高興，大呼“和尚摸得，我也摸得”的原因。
當天晚上，安春佳就來到了科委，一頭扎進了機房。
應該說科委的實力還是很雄厚的，只用了半天時間，周至已經在這里構建起了基本的服務器集群，安裝上了基本的軟件，就等著安春佳過來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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