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手里這道奏疏，是科道言官監察御史王問卿、吳岳秀二人聯名上的奏疏，這本奏疏就一個意思，那就是劉晨曉不能做會元，不僅不能做會元，甚至不能做舉人、秀才。
根據遠方表叔的供詞，劉自機在宣府做墩臺遠侯那幾年，走私販私，每年要從內地帶數百斤的鹽賣到草原，而且還給人方便，幫忙商賈指路，是知法犯法，是通虜之罪，如果劉自機通虜的犯罪事實成立的話，那么劉晨曉作為罪人之后，就不得入仕。
這案子甚至都不用查，朱翊鈞就知道這是事實，因為是那時候的普遍現象。
墩臺遠侯是個搏命的行當，劉自機做墩臺遠侯的目的，也是看重了豐厚的回報，這些個墩臺遠侯們依靠自己的帶的貨物，來打造自己的人脈，進而可以深入虜營，而且在追捕的時候，也有托庇之處。
劉自機做墩臺遠侯，是在隆慶二年到隆慶五年末，那時候朝廷國帑空蕩蕩，度支只有三個月。
提刑指揮使陳末也干過，朱翊鈞聽陳末說過墩臺遠侯的生活。
這件事合情，但不合法，而且決不能合法，合情是因為那時候，沒有點灰色的收入，誰愿意去草原上搏命？不能合法，否則就會助長海防巡檢走私販私之風，別說禁阿片了，連正常的巡檢都會變成敲詐勒索。
這種事很普遍，比如船東會默認水手上船的時候，攜帶不超過三百斤的貨物，作為自己的行李，其實就是允許船員自己帶貨，和番夷溝通往來，賺取豐厚的財富，下海可是搏命的事兒，沒有厚利，不可能吸引人搏命。
整件事麻煩就麻煩在了這里，不上稱的時候，可能只有四兩重，但一上稱，千斤打不住。
“賤儒就是這樣，總是逼朕在最高興的時候揍他們。”朱翊鈞將奏疏揣進了懷里，作為封建帝王，展現封建帝制局限性的時候到了。
這個案子，朱翊鈞不打算留中不發，而是選擇拉偏架，他打算以劉自機已經犧牲、死無對證為由，認定遠方表叔污蔑，強行把這件案子摁下去。
因為不摁下去，這會試中了舉人的二十八人，都要被這些賤儒們清算。
至于彈劾的兩個科道言官，朱翊鈞準備給他們升遷到舊港總督府去，既然如此明察秋毫、秉公辦事，到了開拓的橋頭堡，一定會有極好的表現！
封建帝制就是這樣的局限，皇帝的意志大過律法。
朱翊鈞回到了通和宮繼續辦案的時候，收到了一份奏疏，來自內閣首輔張居正，這本奏疏非常非常奇怪，是全楚會館在萬歷三年以前，收受賄賂的賬目，就是張居正受賄的鐵證，由張居正親自呈送御前。
張居正的意圖非常明顯了，賤儒既然打算翻劉晨曉這個會元的舊賬，張居正也打算翻百官們舊賬了，先翻自己的，再翻別人的，他逃不掉，別人更逃不掉。
主打一個互相傷害。
張居正在隆慶元年起勢之后，就開始收受賄賂，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張居正一共收受賄賂折銀高達二十三萬兩白銀，而且還有各色寶物，這部分是不好計價，比如當年王世貞送給張居正的畫，宋徽宗的《竹禽圖》，光這幅畫就得十數萬兩白銀，這幅畫在朱翊鈞大婚的時候，進了內帑。
朱翊鈞還認認真真的研究了一番這賬本，他在找戚繼光送的波斯美人和三十二人抬的大轎，奈何沒有。
大明皇帝顯得非常不屑的說道：“收了十幾年的賄，還沒朕賞賜的多！要不是先生不要，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應該掛在先生的書房了，要是查先生貪腐，是不是先從朕查起？大明皇帝也行賄啊！”
朱翊鈞每次去全楚會館蹭飯，可都要帶禮物的，而且都是宮里的至寶，太過于貴重的，張居正都是嚴詞拒絕，太金貴了，他張居正還得專門養一群人保養這些至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