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沒有這種‘理性’，他是個活生生的人，在科道言官攻訐到了墩臺遠侯的時候，朱翊鈞一點都不理性，直接下令把兩個家伙扔到了爪哇島，跟大鱷魚齜牙去了。
哪怕是劉自機真的帶了鹽去了草原，在忠烈后人這件事，朱翊鈞不允許任何形式的試探。
“沒有同理心之外，則是狂妄和傲慢。”朱翊鈞說起了異化的第二重境界，這種狂妄和傲慢，即：我就是規則、我就是律法、我就是邏輯、言出法隨、天下莫敢不從，我就是絕對正確的‘朕與凡殊’，自己自認為自己是圣人，不再是凡人。
犯病最嚴重的無疑就是明堡宗朱祁鎮了。
“權力的異化，危害最大的就是迂腐，無法接受新興事物和新的觀點，固執的認為自己是對的，是世界錯了。”朱翊鈞簡明扼要的闡述了最大的危害迂腐。
迂腐就是沉溺于‘朕與凡殊’的敘事中，構建出一個脫離實際、全靠臆想、絕對虛妄的泡沫世界、地上神國，具體表現就是當權者的一廂情愿，不正視現實，罔顧現實的指鹿為馬，讓自己所領導的組織、社會、江山社稷，缺少新的前進動力。
站在過往的經驗和功勞簿上，不斷地重復著過去發生一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這就是權力異化的最大危害，迂腐造成了政權的腐朽。
權盛者摧，功高者隳。
朱翊鈞樂于接受新鮮事物，無論鐵馬還是攝像機，他都沒有那種古板的迂腐，他積極擁抱這些新的變化，積極推動甚至是主導生產力的發展，讓大明獲得新的前進動力。
這是很危險的，歷史告訴朱翊鈞，這可能對他的皇位形成顛覆性的沖擊，但朱翊鈞無所謂，大明變得更好就足夠了。
朱翊鈞親自攝像，破除了攝魂術的謠言，又開始了每日的忙碌，黎牙實是費利佩的使者，是世俗官，而伽利略是個學者，反對宗教，大明唯一能公開活動的傳教士，只有利瑪竇。
但利瑪竇的傳教并不順利，在大明腹地，他不被允許傳教，而在草原上，利瑪竇的傳教更是一塌糊涂，已經狼狽的回到了京師，繼續研究《道藏》去了。
大明拒絕傳教士，其實是拒絕泰西教士們的思維方式，泰西的傳教士的行為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思維，這是被大明所抵觸的。
泰西人做什么事兒，都是一股子宗教味兒，你不可以不贊同我，你如果不贊同我，就是異端，就要徹底消滅，這種思維方式，對于大明而言，就像是有毒一樣。
我過我的日子，你非要對我的生活方式指手畫腳，那就會被抵觸。
大明只喜歡泰西的算學，因為現在大明的算學，稱不上是天朝上國式的領先。
朱翊鈞的目光看向了朝鮮戰場，戚繼光已經布置下了一個巨大的口袋陣，擺出了明牌，逼迫倭寇在平壤，跟大明軍進行第一階段決戰。
而此時在大同江的東側，倭寇已經集結了四個軍團，人數高達7.7萬倭寇，12萬的花郎協，就是由朝鮮人構成的協從軍，這十二萬的花郎協，被之前朝鮮國王養出來的花郎所統領。
這些花郎在戰爭之前，騎在朝鮮軍兵的頭上為所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