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點頭說道：“然也，韓非子在五蠹篇，指名道姓的罵了他們。”
張居正想了想回答道：“韓非子罵的也是賤儒，又不是把所有的儒生都給罵了，誰跳腳，不就是把賤儒的這頂帽子，帶到自己頭上了嗎？也挺好，賤儒自己跳出來了。”
“再說了，他們就是跳腳，也改變不了什么，這是必然。”
“元輔所言有理。”王崇古認可張居正的想法，并且在浮票上落印，下一科的科舉，要考《韓非子》了。
現在考舉人要考算學，而考進士要考的東西很多，原來儒學的權重，正在逐漸的降低。
興文教和振武事，是萬歷維新關于文化方面的重要部分，以科舉為引，改革教育，這是大勢所趨，這些個賤儒們就是再不滿意，陛下活著的時候，他們只能憋著。
有本事就把皇帝殺了，沒那個膽量和能力，就只能受這個氣。
張居正和王崇古討論的具體問題，就是韓非子里有一篇文章，叫做《五蠹》，說的是國朝的五種不得不除的害蟲，首當其沖，第一害蟲就是喜歡法三代之上的賤儒。
韓非子是法家，最討厭的就是這些守舊的儒生了。
用韓非子的話說：古今社會風俗不同，新舊的政令自然也不同，若一味的追求寬大和緩的政令，去治理巨變時代的民眾，就像是不用韁繩和鞭子，駕馭烈馬一樣的可笑，這是不明智的禍害。
古時候，萬民為何不爭？因為人少，即便是不耕種，打獵和采集就可以完全夠用了。
三代之上所謂的寬緩之政，本身就虛無縹緲，經不起推敲和考證，真假不提，古人輕視財物，并不是因為仁義，而是由于財多；今人互相爭奪，并不是因為卑鄙，而是由于財少。
(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
今天急世之民，為何爭搶？因為人多。
一個家庭有五個孩子不算多，而五個孩子還有五個孩子，大父還沒死的時候，就有二十五個孫子了。
三代之上，先民才多少人？而現在民多而財寡，即便是費盡了所有的力氣去勞作，依舊是無法供養這么多的人，所以萬民皆爭，不爭就得挨餓受凍，而朝廷的政令，加倍地獎賞和不斷地懲罰，結果仍然免不了要發生混亂。
（是以人民眾而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
而在這個時候，這些個儒生們，只知道愚昧的稱頌先王之道、宣揚仁義和道德、講究衣物的華美、用詭辯、巧辯、言辭來抨擊今日的政令，用先王時代的法度，來擾亂今日的法令，動搖君王的決心。
（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
這是韓非子抨擊的第一蠹蟲，學者。
而韓非子抨擊的第二種蠹蟲，言古者，就是假借縱橫家之名謀取私利的人，弄虛作假、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借助國外的勢力來達到私人的目的，自己放棄大多數的人社稷利益，還要鼓噪他人放棄集體利益，擾亂國朝的公序良俗。
（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