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件事，是朕日后仍然是朕最主要的工作，萬歷本《大明會典》把這三件事寫進去。”
朱翊鈞談到了三件十分具體的工作。
第一件是吃飯，即保障食品供應，這件事看似很難，但其實是比較簡單的，因為大明只有一億三千萬人，大明土地只要不拋荒，不會有大規模饑荒發生；
萬民擁有吃飯的權力，食品權。
第二件事是萬民擁有接受教育的權力，受教育權，是有普遍共識的，熊廷弼一個放牛娃，是認識字的，在年景好的時候，熊廷弼也讀過幾年書，認識字；申時行是寄養在舅舅家，當了狀元才改回了申姓。
要讓孩子讀書，因為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哪怕是考不中功名，讀書明理，儒家講修身，其實就是活明白。
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就是大明百姓最重要的兩件事。
第三件事，是反抗有理，遭受了不公，可以用各種方式反抗，尤其是一個集體對另外一個集體的壓迫，這種反抗是天然正義的，但同時是嚴重違反了儒家傳統敘事的，即官序貴賤各得其宜，尊卑長幼之序。
比如朱翊鈞就對尼德蘭地區北同盟反抗不公，抱有極大的認同，當然，認同歸認同，想獲得大明幫助，拿出真金白銀來。
生意是生意，認同是認同，不能混為一談。
儒學士其實非常反感這種反抗的天然正義，但又沒有太好的辦法，因為萬民的反抗權和受教育權，是強制綁定在一起的。
朱翊鈞罵賤儒，就像荀子這個儒家先賢至圣罵賤儒一樣，是儒生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儒生，是積極擁抱變化，甚至是變化本身。
事實上，歷朝歷代，農戶們揭竿而起的時候，往往都有讀書人的影子，而且是濃墨重彩，比如朱元璋手下第一功臣，李善長、劉伯溫等等謀士，沒有李善長，朱元璋也就是個割據一方的諸侯，成不了大業。
比如臺州府南湖書院的教諭沈仕卿，他看到了佃戶遭受不公的時候，選擇了幫助。
農民的反抗，普遍具有局限性，可是這些農夫們有了讀書人的幫助，局限性就會在運動中，逐漸被修正。
讀書人往往能夠讓窮民苦力的反抗更加富有成效，更容易成功，窮民苦力擁有天下最強大的力量，但是不知道如何釋放。
所以，普遍受教育權和反抗權是完全綁定在一起，只要還在普及教育，那么就要在博弈中對底層讓利，否則能夠正確引導百姓力量的讀書人們，就是大明王朝的催命符。
推行普及教育，就是在保證分配合理性的基礎。
一旦某天普及教育不再被重視，甚至成為了人人喊打的對象，那就要警惕，已經被歷史洪流所逐漸淘汰的宗族、鄉賢縉紳、勢要豪右、強人身依附的生產關系等等，正在通過這種方式，借尸還魂。
“朕其實能做的不多，只是希望人活著像個人，僅僅是像，就已經很難了，但朕還是想做到，寫到大明會典里，就是朕對萬民的承諾，這是人權的一部分。”朱翊鈞再次強調了這是人權。
人權就是：人活著就該擁有權力的。
萬歷會典里缺少了人權，吃飯、受教育和反抗不公，是朱翊鈞認為的人權，當然他更想百姓擁有受醫療權，但這件事朱翊鈞不知道是否能夠實現，就沒有寫到萬歷會典里。
如果日后青霉素、金雞納霜等等藥物的產量，進一步提升，朱翊鈞會把第四項基本人權，寫到會典之中，他希望自己可以做到。
如果可以的話，他想把衣食住行都寫進去，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最重要的食，其他的都等吃飽了才有現實意義。
廷臣們都是久經考驗的封建帝國戰士，他們千軍萬馬的闖過了院試、鄉試、會試、殿試，在復雜而且多變的斗爭中，爬到了文華殿的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