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站在一張巨大的堪輿圖前，對著所有人說道：“胡元時，文永之役、弘安之役，忽必烈兩次進攻倭國失利，除了選錯了時間撞上了颶風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彼時胡元新立不善制造海船，至元十一年一月忽必烈下令，忻都、洪茶丘、劉復亨，以及高麗將領金方慶等人，征伐勞役三十五萬人，晝夜營造十月，建各類船只九百余艘，然而這些船只倉促趕工質量極差之外，還是平底船。”
“平底船用于河漕，而非海運，海上行平底船，適航性極差的同時，更加難以抵抗風暴，至元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夜半，颶風忽至，九百艘船損毀過半。”
這就是戚繼光要等的風，等風向改變，得益于大明水師自萬歷七年以來的不斷巡航，大明對倭國的天文水文地理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八到十月是個十分危險的時間。
“除天時外，倭國是本地人，對本地地形極其熟悉，而胡元遠征軍沒有派出斥候，對水道、臺壘、道路均不熟悉，倭寇多次埋伏于山野之間，以逸待勞，成功伏擊元軍。”
“最重要的是人心不齊，胡元的遠征軍一部分是蒙人，一部分是高麗人，一部分是漢軍，分兵協調極差，導致了東路軍和江南軍，沒有如期完成會師，語言不通、指揮混亂、士氣低落。”
“仗如果打成了這樣，不如不打。”戚繼光的長桿在堪輿圖上，劃了兩條線，批評了忽必烈兩次興兵，打的是爛仗。
文永之役、弘安之役，兩次征戰，都出現了不能如期會師，甚至大規模的逃兵，兩次天時地利人和皆不在胡元，胡元強行進攻，必然失敗，哪怕彼時胡元正值軍力巔峰，亦無法戰勝。
戚繼光繼續說道：“文永之役以倭國不明不白的獲勝，元軍不可理解的失敗而告終，在經歷了如此大敗之后，元廷沒有吸取任何的經驗和教訓，倉促之間，甚至是惱羞成怒的發動了第二次的弘安之役。”
“第一次戰敗后，都元帥忻都、洪茶丘、劉復亨幾人一合計，以入其國敗之奏聞忽必烈，忽必烈心滿意足志得意滿，派遣使者逼降倭國，倭國鐮倉幕府頓覺奇怪，明明元軍敗了，居然遣使勸降，殺元朝使者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梟首示眾。”
“至元十六年，鐮倉幕府再殺使者周福等一行人于大宰府。”
“弘安之役，至元十八年閏七月三十日，暴風大扇，洪波滔天，煙飛云不斂，雷雨如暗夜，四千余戰艦，十四萬遠征元軍，在臺風中損失殆盡，只剩下兩百多條船，四萬登陸軍隊困守，失敗已經不可避免。”
元朝第二次進攻的弘安之役，整整出動了十四萬兵馬，但最后逃回去的不足兩萬之數，這是重大軍事失敗，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第三次謀劃攻打倭國，但被大臣所阻止。
第二次弘安之役的失敗，其實怪忽必烈，他太心急了。
上一次被忻都所欺騙，第二次依舊用的是忻都掛帥，第一次的情況，都沒有調查清楚，更沒有總結任何經驗教訓，急匆匆的調動十四萬大軍進攻。
十四萬大軍的進攻，統籌安排，絕非易事，但是忽必烈的使者被殺，惱羞成怒，憤怒之下做出的決策，就變得稀里糊涂了起來，上面決策混亂，
而戚繼光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擔憂，陛下對前線指揮大帳做出的決議，選擇無條件的支持和信任。
“什么時候開打？”李如松是個急性子，他已經躍躍欲試了。
胡元是胡元，大明是大明，忻都是忻都，戚繼光是戚繼光，胡元有自己的問題，大明當然也有問題，但是相比較之下，大明的問題都不是致命的。
李如松已經迫不及待了。
戚繼光面色嚴肅的說道：“等，等我將令，李總兵，大戰在前，切記要沉穩，軍紀要嚴，尤其是作為高層將領，你就是大軍的主心骨，絕不可急功近利，更不可以輕功冒進。”
“末將領命！”李如松只好俯首領命，風再大，浪再高，他也不怕，他比較怕戚繼光的教訓，怕辜負了陛下、戚帥對他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