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靖初年，嘉靖皇帝曾經明確下旨，虜寇臨邊尚未入境，官軍不得出兵搗巢，以啟邊釁。
當時大明的邊方策略是懷柔為主。
到了嘉靖二十九年，胡虜入寇京畿后，道爺被俺答汗堵在了京師里出不去，這種城下之恥，讓道爺的態度徹底轉變，無論虜寇是否犯邊，皆可出兵搗巢。
嘉靖三十年，道爺下旨：宣大陜西將領所蓄家丁，平居則出邊趕馬，以圖印賣，有警則按伏斬獲，以圖升賞，固壯士樂為之。
胡虜的腦袋一個五十兩白銀，搶一匹活馬，十兩銀子。
因為朝廷政策轉變，一個龐大的、以家丁為主的搗巢趕馬的馬匪集團，就此形成。
邊方各將領所蓄家丁平日的花費，全都賴搗巢趕馬供應，而將領每年固定時間出塞搗巢，所獲不僅不會被朝廷懲處，還會大肆恩賞。
這就是陸地版的私掠許可證，搗巢趕馬開始浩浩蕩蕩的進入草原，以墩臺遠侯夜不收為向導，一隊規模在一百人到三百人之間，大約有五百多個搗巢趕馬隊，每年要出動三到五次。
現在大明散在鮮卑草原上，以墩臺遠侯為首的冒險隊，其實就是過去的搗巢趕馬的馬隊。
這些馬隊中弓馬嫻熟的人，會被遴選為客兵，這些客兵的出現，終于阻止了俺答汗的南下，甚至大明開始有效反擊。
隆慶二年開始議和之后，朝中大臣都在議論，是不是要將搗巢趕馬給停了？
王崇古上奏堅決不可，議和≠不搶，有公式做題是真的快。
王崇古一面在內閣的授意下和俺答汗議和，一面加大了搗巢趕馬的規模，從五百隊，增加了上千隊，從三到五次增加到了九次。
王崇古的理由非常充分：‘制虜之策除戰守外，惟搗巢趕馬可以滋養軍丁，近以西虜通貢互市，暫議禁止，遂使虜敢入而我不敢出，甚為失計。’
以戰促和，朝廷沒錢，總得弄錢滋養軍兵，議和歸議和，但搶還是要繼續。
隆慶四年議和成功后，俺答汗的親弟弟老巴都入京朝供，就在面圣的時候，對隆慶皇帝大倒苦水：你們兵馬專劫我們房子，趕我們馬匹，晝夜防范不得安生！
隆慶皇帝表示：這都是搗巢趕馬這個利益集團在阻止和談，生怕沒了他們的利錢，朕這就曉諭他們，怎么可以這樣呢，以后一定安定守邊。
（恐怕斷了他們搗巢趕馬的利路，俱各懇告不要容貢。曉諭眾軍丁務要安分守邊，如有犯邊達子，才許追剿，無事不許出邊。）
隆慶皇帝的圣旨有用，各將領明確表示知道了，但沒用，你朝廷又不發餉，不搶韃子，難不成搶百姓？搶百姓，你皇帝又不樂意。
從隆慶四年到萬歷九年俺答汗死之前，每年俺答汗上的貢表都有類似的記錄：陜晉軍門，專意發兵，侵殺我營老小，晝夜不息、日月不寧，趕馬燒帳、從無斷絕，少則幾十，多則幾百。
議和前要搗巢趕馬，議和后還要搗巢趕馬，這不是白議和了嗎？
而且俺答汗還狀告陜西總督王之誥，就是那個在關鍵時間選擇了急流勇退、張居正親家、前刑部尚書王之誥，說王之誥抗旨不遵，明明有朝廷的圣旨，卻不執行，也不約束軍兵，縱容大明官軍繼續搗巢趕馬。
王之誥奏聞隆慶皇帝，冤！他太冤枉了！
他說：河套、河西各枝頭兒，以搗巢趕馬為資，厚養死士，軍中無餉，人困馬乏而不能戰守，若肯厚其月糧，則可禁止。
王之誥明面喊冤，說不是他的責任，都是果朝廷能多給點糧餉，那就可以禁止搗巢趕馬，出塞劫掠了。
顯然，朝廷是沒有銀子、也沒有糧食給邊軍，這奏疏就只有一個‘朕知道了’的回復，再無后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