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中有一段是這么寫的“蓋儒者所爭，尤在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眾人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吾二人則以為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吾等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眾人實責吾二人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我等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吾等之所敢知。”
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我們所爭論的一般都是名實之爭。有些立場不同所以結論也不同。你們指責我們侵犯了官員的職權，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斂錢財與民爭利，拒不接受反對意見，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誹謗。我們則認為遵從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開討論和修訂法令制度，責成有關部門官吏去執行，這不是侵犯官權；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來興辦好事，革除弊端，這不是惹事生非；替國家整理財政，這不是搜括錢財；抨擊荒謬言論，責難奸佞小人，這不是拒聽意見。至于怨恨和誹謗如此眾多，那是早就預知它會這樣的。人們習慣于茍且偷安，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士大夫們大多把不關心國事，附和世俗之見以討好眾人為得計。皇上卻要改變這種狀況，而我們不去考慮反對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協助皇上來對抗他們，那眾多的反對者怎會不對我們氣勢洶洶呢商王盤庚遷都時，連百姓都埋怨，還不僅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盤庚并不因為有人埋怨反對的緣故而改變計劃，這是因為遷都是經過周密考慮后的行動，是正確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緣故。假如你們責備我們占據高位已久，沒有能協助皇上大有作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澤，那我們愿意承認錯誤；如果你們告訴我們說現在應當什么事也別干，只要墨守從前的老規矩就行，那就不是我們所敢領教的了。
這篇文章雖然不長，言辭也并不激烈，但卻在委婉之中透露著鋒芒。將所有對于新法和嚴正肅和方敦孺二人的指謫一一駁斥，通篇洋溢著一種我自巋然不動，行事無愧于心，無愧于朝廷的氣度。對比之前吳春來等人的十罪疏，可謂高下立判，氣度迥異。
嚴正肅和方敦孺并沒有用向皇上郭沖上書辯解的形式來為自己辯解，他們知道，現在皇上所承受的壓力一定極為巨大。那十罪疏乃呂中天在后方坐鎮，吳春來等數十名官員打沖鋒的彈劾，郭沖不得不考慮其份量。倘若此時針鋒相對，也一樣去寫一篇辯駁反駁的奏議上書，皇上承受的壓力會更大，會更加的難以抉擇。
與其如此，不如不要給皇上壓力，以這種形式來對群臣進行規勸和解釋，以剖析內心的方式來讓一些官員明白自己兩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是否真如十罪疏所言的那般不堪。這種委婉的作法或許會得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嚴正肅和方敦孺心里也明白，這一次是關鍵之中的關鍵，如果不能抵擋住這一次的進攻，新法恐怕將無法推行下去。而這時候最關鍵的不在于這些反對的官員，而在于皇上能否頂得住壓力，能否真正明白自己兩個人的心意。所以，這篇文章表面上是寫給這些官員看的，但其實是寫給郭沖看的。他們希望郭沖不要有猜疑，不要動搖，皇上的支持才是新法推動的保證。
嚴正肅和方敦孺的文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雖然張貼的次日便被人撕扯下來不知所蹤，但文章的內容卻已經早已被內侍抄錄送給郭沖過目。郭沖細讀數遍，思索良久，終于在二月二十三日早朝之上，做出了最后的決定。
郭沖的辦法是，各打五十大板。首先當著群臣的面對方敦孺和嚴正肅進行申斥，對他們之前的一些言行舉止進行了嚴厲的斥責，并給予小小的懲戒。但在新法問題上，郭沖明確告知群臣，雇役法必須執行，嚴正肅和方敦孺的忠心不容懷疑，新法富國強兵的目的不容置疑。至于那些重大的罪名，郭沖一概不予理會。對于上奏彈劾的吳春來等人，郭沖肯定了他們的忠心，卻也告知他們對嚴正肅和方敦孺是有了誤解。雙方要化解誤解，建立信任，多做對朝廷有利的事情。
郭沖的作法其實是等同于強挺嚴正肅和方敦孺了，他并沒有對彈劾疏所言的十宗罪給予解釋這指示，就這么輕描淡寫的將這十宗大罪的彈劾帶過。這種作法，擺明便是對十罪疏的彈劾并不認可。換言之便是對嚴正肅和方敦孺的強力支持。滿朝文武自然都看出來這一點，本來期待著這場暴風驟雨會讓嚴正肅和方敦孺倒臺，或者至少要付出一些沉重的代價。然而，事與愿違，皇上居然根本未予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