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這些原因，老蔣和李品仙他們對同新四軍有來往的，一直都是往死里打壓，所以不管是地方鄉紳還是國府高層，沒人敢和新四軍沾邊。
戴笠他們這些人上次沒能搬倒孫玉民，反而還被他反將了一軍，使得他們耿耿于懷許久，都視為生平的“奇恥大辱”，無時不刻地在尋找著機會再度下手，現在聽到說孫玉民居然把至親之人送到新四軍那邊，頓覺機會來臨，便一個個義憤填膺，結伙到老蔣面前來捅刀子。
老蔣其實不大相信孫玉民會如此光明正大地“通共”，可是戴笠他們的言之鑿鑿，和自己本性的多疑，讓他不由得又開始搖擺起來。
“你們說玉民把女兒送去了霍山，除去你派去潛伏在那邊的臥底的片面之言外，還有什么確鑿的證據嗎？”長沙的事情還櫪櫪在目，即使是現在有了疑惑，老蔣還是謹慎地問了一句。
其實也由不得他不慎重，湖南戰事正如火如荼，除去孫玉民部重創了西路日軍外，其余的國軍一路敗退，簡直是把老蔣的臉都丟盡了，連同盟國的盟友都在指責他和重慶政府，如果現在還對唯一能震懾日軍的將領橫加罪名，將要面對多大的國內外壓力，老蔣想想都覺得心有余悸。
這個時間段里，由于豫中會戰的慘敗，而后又是長沙會戰國軍部隊的全面潰敗，同盟國首腦特別是美國總統羅斯福對老蔣信心盡失，他甚至提出將中國軍隊交于美軍遠東總指揮官史迪威將軍來指揮。
老蔣既不敢斷然拒絕羅斯福的這一想法，因為畢竟還要靠著美國政府的軍事援助和貸款，又不愿意把中國政府抗擊日寇侵略的大業交由一個外國人來完成，更不愿意把對國軍部隊的完全控制權拱手相讓，哪怕是這人并不會對自己的統治地位產生大的影響。老蔣本來就生性多疑，在某些方面也有些憂郁寡斷，但對于核心利益，他卻是寸步不讓，在得知羅斯福的這個意向后，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余于此不外拒絕、接受與緩和之三種方針，以為應付之道，后來決心以緩和處之。”
當夜，他就召集了何應欽等一干之腹重臣商議之后，老蔣絕定實行商議過后的決議，那就是無限期、想方設法地拖延。他致電回復羅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個準備時期，畢竟牽涉眾大，不是一兩句話就能夠說做就做的。同時，老蔣又致電時任美國副總統的華萊士，電文上說：中國戰局并未像閣下在各地所得報告上所說的危險與絕望，余當能以今后之事實，表現證明！”
老蔣的這兩封電報，一方面表現出了他的延緩決心，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了他把所有的籌碼都壓到了衡陽之戰上。可現在，仗還未打完，戴笠又弄出來個孫玉民通共的事情，這讓他如何不頭疼和心煩，又如何讓他不慎重再慎重？
羅斯福提出的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史迪威，是因為中國戰場上的戰局危機而提出，老蔣當然明白，此事能否拖緩下去，并不取決于玩弄文字游戲，而是取決于戰局能否取得關鍵性的突破，而這個突破目前只能寄希望于湖南的戰事，寄希望于薛岳九戰區能長點志氣，打個大勝仗，但是這一段期間的戰報，無一不是敗退的消息，惟獨長了點臉面的就是孫玉民部打的益陽和寧鄉、湘鄉兩仗。
老蔣明確向美方提出的口頭承諾：余當能以今后事實，表現證明。
可怎么樣去證明呢？現今中國戰場的作戰中心集中在衡陽，因此史迪威奪權的問題能否拖到無果而終，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衡陽之役的勝負，而衡陽一戰的勝負，全系于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一身，九戰區能不能打贏這個翻身仗，毫不夸張地說，真的要看第十軍方先覺和十二軍孫玉民打的如何。
這些不能明示于人的東西，身為待從室主任的林蔚自然是看得清清楚楚，在這之前，他也和何應欽、戴笠精心商議過這方面，所以當老蔣問出“有沒在確鑿證據”這句話時，戴笠早有準備：“委座，我那個臥底在那邊的級別太低太差，根本就無法接近于他們，所以，您說這是片面之詞，也無可非議。”
“既然是莫須有的東西，你為何要在戰事如此緊要的關頭，來打擾我的心思？”老蔣的語氣已經非常的不滿。
“委座，四月份日軍發動了對河南進攻，湯總司令所部浴血奮戰之后，仍是不敵，算是潰敗吧，到了五月底，延安那邊在談判中突然提出了實行‘民主政治’的無理要求，這中間有著什么含義，委座您肯定比我和林主任更加清楚。”戴笠并沒有因為老蔣的生氣而慌亂，他回答的很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