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田真一是一個硬骨頭，而且是倭國少數不多很有才能的人，他的《天下興亡論》，朱翊鈞對里面部分的內容是非常認可的。
朱翊鈞無法認可，對皇帝本人指責部分，實在是對不上號。
帝制是一種上限很高，下限也很低的不穩定制度，一個皇帝英明與否，直接決定了帝國的命運和萬民的走向。
所以朱翊鈞也沒多怪罪，簡簡單單，把神田真一扔進了解刳院里做標本，片成幾萬片，為醫學進步做出貢獻。
張居正的公私論第二卷，討論了皇圖霸業和斗升小民的相關性，是非常全面的討論，第二卷公私論，對大明當下具有十分具體的指導意義，朱翊鈞要刊發，張居正覺得大逆不道。
“先生，理論這東西，再多也是需要實踐，討論而已，天塌不下來。”朱翊鈞做出了決策，你張居正寫出來了，就不歸你了，那是大明集體財富之一。
知行合一喊了那么多年，連楊博都做不到知行合一致良知，明明什么都知道，就是做不到。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句話出自《尚書》，乃是三代之上，也就是堯舜禹時候就形成的共識，是《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的匯編，可是時光荏苒，快五千年了，不還是那樣，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吃人世界嗎？
理論這種東西，說再多，還是要付諸于實踐之中。
“臣遵旨。”張居正俯首領命，陛下既然不是很在意，那就刊發便是。
劉吉在廷議之后，得到了皇帝賞賜的各種禮物，其中就包括了張居正公私論的第二卷，公私論第二卷是從人性本私，人人皆私的合理性出發去討論。
楊朱之說雖然已經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之中，只剩下別人典籍里的只言片語，但大明的賤儒們，都活成了楊朱之說本說，這種行為是有合理性的，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這些活成了楊朱本人的賤儒們，有三個最大的行為邏輯。
第一，只做對自己這個個體完全有利的選擇，甚至連九族都可以拋棄。
第二，群體利益受損時，立刻出賣群體，回避個人利益損失。
第三，群體利益受益時，立刻使出渾身解數破壞，停止群體增益，否則視為個人利益損失。
“這種人活著有什么意思呢？”劉吉看完了開篇，就急匆匆的趕回了會同館驛，迫不及待的準備把公私論認真讀完。
萬事萬物之間都存在普遍聯系。
草原上的牧民為了更高的收益，過度放牧，導致了草場退化成為沙地，越是退化，牧民之間對草場的競爭就越發的激烈，草場退化問題就會加劇，等到北風吹，京師遍地的沙塵。
人在社會學的定義中，是一切關系的總和。
萬歷開海以來，大明國朝致力于瓦解小農經濟，向商品經濟蛻變，商品經濟越是發達，皇帝的皇圖霸業，和斗升小民之間的聯系就越發的緊密。
大明只有一個地方，真正意義稱得上是商品經濟，那就是松江府。
松江巡撫汪道昆履任松江的時候，計劃松江府在十年內，因為開海能增加三十萬人，而萬歷十四年，松江府總人口已經超過了三百五十萬人，一舉超過了京堂，之前的規劃都變得可笑，只能全面推倒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