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這才回到了御案之前，看了兩本，才坐直了身子，看了許久。
北衙的風力輿論就正常多了，畢竟萬歷維新十七年，順天府被規訓了十七年，即便是再賤的賤儒，挨打挨多了，就知道什么話能說，什么話不能說了。
相比較南衙對劉友嘉的避而不談，北衙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松江府上海縣知縣，為何沒有執行十五銀的索賠。
討論是極為充分的，最后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劉友嘉沒錢。
不是劉友嘉真的沒錢，而是在朝廷的眼里，劉友嘉名下沒有任何的財貨，地畝、錢財。
甚至連劉記豆腐坊，都不是在劉友嘉的名下，而是在一名徐富貴的人名下。
有筆正甚至跑到了上海縣，找到了姚光啟了解了所有始末，才得知，這個徐富貴，早就在萬歷五年就死了，可是因為沒有銷戶，這個徐福貴仍然活在檔案里。
產業是詭寄在死人名下，家宅是租賃遠房親朋，下人全都是和工坊簽的勞務合同，劉友嘉主打一個一無所有。
劉友嘉分文沒有，姚光啟這頭還沒找到劉友嘉的財產，那頭劉友嘉就讓徐四海去泄憤了。
劉友嘉的銀子在哪里？松江府查實，劉友嘉的銀子，都在私人的錢莊里放高利貸賺利息。
這還是稽稅院跟著銀路查到的線索，也就是稽稅緹騎辦案不講法理，百無禁忌才找得到，否則地方衙門查一輩子也找不到。
第一份雜報，討論的是為何基層判決如此難以執行，是否可以讓稽稅院幫忙穿透，尋找財物強制執行。
第二份雜報來自李贄，李贄在雜報里，則以矛盾說討論了矛盾激化的過程，劉友嘉有四次機會，可以避免災禍發生。
首先是在驢踢人的時候，劉友嘉作為豆腐坊的主人，就該慰勞，而非惡語相向；
其次是馬三強養傷時候，劉友嘉但凡還是個人，就該去家中慰問看望，主動承擔湯藥費；
再之是馬三強康復后，索求五銀，劉友嘉無論出于道義還是責任，都該償付；
最后則是在買兇殺人時候，迷途知返，當劉友嘉讓徐四海去為難馬三強的時候，已經是覆水難收；
整個矛盾激化的過程，居上位者也就是地位上的君子，總是掌控和主導矛盾激化程度；
而馬三強在某種意義上已經無敵，毫無顧忌，母妻子皆亡的時候，掌控和主導矛盾激化的就到了居卑鄙者手中。
這個矛盾主導者變化過程，十分顯著。
而量變引發了質變，當這種居卑鄙者的數量，累積到一種程度，就是天變之日。
李贄從矛盾說去分析其中的矛盾，論述了主導矛盾的主體，在矛盾不斷極化過程中的攻守易形。
如果朝廷沒有作為，制造這種無敵之人，這種駭人聽聞的案件將會愈演愈烈。
朱翊鈞眉頭緊蹙的說道：“徐四海下的命令，的確是打一頓，是這四人在扭打的時候，推了馬三強母親一把，殺死了馬三強的母親，才一不做二不休，強淫了其妻子，聽到村里人聲犬吠，才狼狽逃竄。”
徐四海四個手下被抓后，交代了為何沒有斬草除根，把馬自強也給殺了。
因為村里人聽到了動靜，已經過來查看情況，這四人只能狼狽逃跑，沒有繼續痛下殺手，否則馬三強也死了。
馬三強僥幸不死，之所以等不及朝廷的公義，因為他只能先下手為強，否則劉友嘉必然斬草除根。
而第三本雜報，則是討論了律法缺位，豪右恃勢拒償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