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田的確是靈丹妙藥，一吃就靈。
王朝更替、歷代革故鼎新，其實都是從生產資料再分配上做文章，都是如此，沒有任何例外。
生產資料再分配，本身就是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通過實踐總結出來一套行之有效，解決系統性危機的辦法，每一次的浴火重生，每一次的涅槃，都王朝伴隨著，或者說是為了讓生產資料再分配。
這次的浙江還田，本質上是大明皇帝用放寬海貿條件，用海外利益交換了勢要豪右的妥協，當然價格上，要低很多很多，本來十頃田就可以換條船或者船證，但到了浙江還田，變成了二十五頃才能換到。
這些船，這些船證，最終是要出海尋求利益的，除了官船，很少有船只前往太平洋的對岸，更別說泰西了。
所以，大明還田的代價，還是由海外夷人、倭奴、黑番等等種植園里的奴隸們進行承擔。
皇帝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僅付出了真金白銀，還進一步放寬了海貿的條件和門檻，皇帝付出了部分皇權和皇帝本人的身后名，奴隸貿易和種植園經濟，日后要挨的罵，堆起來，怕是比泰山還高。
讓王崇古沒想到的是政策制定、再到政策推行，皇帝的目的是威罰，執行層面也沒有出問題，但浙江有著非常強勁的經濟韌性，只要政策可以執行到底，浙江就可以獲得發展的機會。
相比較腹地，浙江的自然稟賦、地理條件，還是有太多的容錯機會了。
而且率先一步，浙江率先完成了生產資料再分配，就獲得了先機，別的地方，再想超過浙江，那恐怕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還田，部分勢要、鄉賢，是比較配合的，并非一致性的反對。”朱翊鈞拿出了一本奏疏，面色一言難盡的說道：“只是侯于趙，寫了個名冊。”
朱翊鈞將侯于趙搞出的還田名冊，這份名冊是有些危險的名冊，不太方便傳播的那種，葉向高自然看出了陛下的為難，沒有動筆繼續寫。
侯于趙對浙江還田積極程度，分成了五個等級，某種程度而言，皇帝可以按著名冊進行抓人。
第一級，為忠君體國，人數最少只有一成不到。
大部分為多年的海商，他們不僅主動還田，還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宣講朝廷政策，對抗一些風力輿論，還主動游說同族、姻親還田，游說一次不成，還要游說兩次三次，并且最重要的是進行幫扶。
部分士紳對出海抵觸，不是認為商賈低賤，不是認為出海是亡命之徒的選擇，而是沒有路子，既不知道怎么經營海貿，也不知道如何下手，看別人賺錢十分羨慕。
而這些新興資產階級，就做了這個領路人。
海商們集體推薦還田換到的船只，掛靠松江市舶司，而非寧波市舶司，寧波市舶司被普遍描述為，不是特別方便。
第二級，為圣德感化，這類人只有兩成不到。
就是對還田、海貿持有觀望態度，畢竟朝廷今天開海，明天禁海，這損失就不是虧可以去形容了，只要禁海，轉型的士紳就只能做走私海商了。
經過游說、被人引領有了門路后，開始投獻。
圣德感化，之所以和圣德有關，還是因為相信春秋鼎盛的大明皇帝的信譽，陛下說話是真的算話，這么多年，連陛下批注的四書上的承諾，都在堅決履行，更別說公開圣旨承諾了。
第三級，為左右搖擺，這類人最多，超過了五成。
不知道是不是要還田，不愿意跳出自己舒適圈，踏入前途未卜的領域，就選擇觀望，再看看，尤其是看看陛下的承諾，是否算數，答應的船證、船契會不會如期兌現。
這些船只全都是內帑、國帑、浙江地面共同給造船廠真金白銀砸出來的，只不過皇帝下章要船廠督造的價格，和民間的價格又不是一個價格了。
第四級，為被逼無奈，還田是不想還田的，但死也是不想死的，朝廷的刀子就懸在腦門上，德清蔡氏就是典型，蔡正平是堅決反對還田的，他就想當個清閑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