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一直沒吭聲，他時而低著頭，時而又會全神貫注地盯著孫玉民看，這奇怪的行為，讓孫玉民心里打了個大大的問號。雖然有著疑惑，可現在他卻沒有空隙去詢問，因為老蔣也同樣在盯著他看，如果稍有點不用心，后果恐怕會有點難以收拾。
“前面所說的也許都和你扯不上關系，可劉文智這個人，你該不陌生吧，說說吧，他去找你是做什么？你又為什么因他，殺了軍統幾十號人？”
“劉文智我當然認識，跟隨我近十年的好兄弟，我怎么可能不認識。他找我是因為許久不見我，又成了婚，特意過來看我，順帶著給我送了些錢和東西。”孫玉民說起劉文智的時候，臉上神釆飛揚，就好似在炫耀一樣，他指著茶幾上的熊皮說道：“這張黑熊皮，也是他上次帶給我的。您問我為什么因為他，而殺了幾十名軍統兄弟，這我要正正式式向您解釋一下，首先，我確實派人去接他們夫妻二人，但是絕不是因為知道有人要對他圖謀不軌，而是因為他們此行過來，要經過敵占區，我不放心，才派出的人去接他們；第二，我派去的人，見到劉文智他們是時候，正是危急時刻，他們被不明身份的人圍攻，帶來的十幾個人已經死傷了一大半，為了救他們，我派去的人才動手殺的人；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據我派去的人回報，當時自始自終都沒有自報家門，也就是說沒人告訴他們，圍攻劉文智的人，是軍統的人，他們還以為是綠林道上的呢。后來之所以知道是軍統人員，是在那些人的尸體上，搜到了軍統的證件，才知道是大水沖了龍王廟。”
孫玉民的巧舌如簧，把看似無法解釋的事件，說得和他和他的人一點關系和責任都沒有，倒是把難題拋向了不在場的戴笠和軍統身上。
刺殺劉文智是老蔣親自下的命令，但他也只是聽戴笠說劉文智和新四軍走得近，手上并未他通共的證據，只是抱著規避風險，寧愿錯殺一百，不放過一個的想法。現在聽孫玉民這樣一說，他也隱隱覺得，自己當初的這道命令，是真的有點不妥，如果說劉文智要投共了，那他壓根就沒必要，再跑到長沙來，就算他想策反孫玉民，那也不敢如此大張旗鼓。
“委座，我不清楚為什么戴局長的人會對我的兄弟下死手，不光他一個人，還有我的后勤處長錢進，現在正被戴局長扣留，給出的理由是共黨分子，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們以前就抓過他一次，也說的他是共黨，可實際上呢，是他們軍統的某一個掌權之人，看上了他手中的錢財，才抓的他，幸好那次我也被抓進去了，還是陳先生斡旋才救出的，這個軍統的檔案上應該有記錄。”
老蔣還沒有說懷疑劉文智已經投共，孫玉民卻先一步發動了對戴笠的反擊，把當年的事情說了出來，這件事情陳布雷是經手人，他有著絕對的發言權，就算戴笠在現場，也會被駁斥得啞口無言，一石二鳥之策，不僅能洗脫掉劉錢二人身上的共黨嫌疑，更算是削弱了戴笠這些針對他的這些所謂“證據”的可信性。
“彥及，玉民說得是真的嗎？”老蔣果然像孫玉民預料的那般，問向了陳布雷，一時間三雙眼睛都看向了他。
“是的，當年錢進確實被抓了一次，也確實是因為軍統內部的某人，看上了他攜帶的錢財，才動的手。”
陳布雷一作證，立馬就收到了效果，他的話在老蔣那里還是有點份量的。
“委座，我也相信玉民所說的，軍統在雨農的掌管下，雖然替黨國做了不少貢獻，可是由于人員眾多，難免良莠不齊，再加上權力著實過大，以至于出現了不少的冤假錯案，軍內對他們的所作所為都頗有微詞。”俞濟時也開口替孫玉民說話，他是老蔣的親外甥，很少去為誰站隊，今天卻是破了慣例，已經連著兩次出聲幫助了。
“委座，錢進是不是共黨，可以讓戴局長的人查，我也愿意配合調查，可是劉文智，誰要說他是共黨分子，我一百個不答應。”有了陳布雷和俞濟時的幫腔，再加上手上還有著一張王牌，讓孫玉民的底氣非常的足，他對老蔣說道：“他跟隨著我，為黨國出生入死，幾次身負重傷，現在又在幫我看著老家，如果說他可能和新四軍有接觸，我會相信，因為那是在敵后，多一個朋友，就會多一份平安；但若因此就冤枉他投共，那簡直就太可笑了，他若想投共，還會千里迢迢給我送錢來嗎？共cd多窮啊，給我送來的錢足夠供給一個主力師的一年開支，這么多的錢，干嘛不留著他們自己用？”
孫玉民很“現實”地從錢財之上解釋了一番，然后又決定打出手上的這張王牌，他繼續說道：“委座，我帶了一樣禮物送給您，其實也不能說是我送的，因為這份大禮是劉文智賺來的，本來想等到收到了這份大禮時，再來獻上，但是今天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我就不惹著掖著了。”
孫玉民突然間說到送禮上面來，這讓老蔣和陳布雷、俞濟時三人面面相覷，不知道他葫蘆里賣的什么藥，都以為他得到了什么稀世珍寶，要獻出來。